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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客

犁客

每天半夜走進文字荒田耕作的莫名其妙生物,雜食亂栽,還沒種出一顆果實,已經犁整下畦荒地。

文/犁客

「我親手拿過戰國時代留下來的文物,」胡煒權說,「織田信長寫的信、歷史人物把玩過的小物,拿在手裡,會覺得直接在和歷史對話。」

許多人對日本戰國的認識,來自大河劇或者動漫遊戲,這類改編作品一直是日本文化當中的強項,也是對外輸出的利器;不過生在香港的胡煒權,並不是因為看劇或玩遊戲而栽進戰國世界的。

「我本來就喜歡歷史,關注的以中國、歐洲,以及大航海時期的歷史為主;」胡煒權回憶,「高中時老師挑戰似地問我:『你知道日本也有戰國時期嗎?』引起了我的興趣。」

胡煒權先到學校圖書館找資料,發現與日本相關的歷史書籍不多,講戰國時期的也少,倒是先找到一些時代小說。「最早讀的是山岡庄八的作品,後來才讀到更有名的司馬遼太郎;」胡煒權說,「比起來山岡庄八的小說比較平實,但我也比較喜歡。」

偏好平實作品的心態,或許是促使胡煒權走上歷史研究的原因之一,他認為應該尊重戲劇小說、動漫遊戲當中的改編及加油添醋,但同時認為歷史學者對真相的立場必須相輔相成地存在。「就像玩遊戲時,朋友會問某段事蹟是不是真的發生過,辦講座時,來參加的聽眾也都會關心某些情節的真假──從戲劇和遊戲接觸到改編歷史的人,對歷史真相也會有興趣。」

戰國是門好生意

高中畢業後,胡煒權在香港城市大學就讀日本相關科系,但課程主要內容是文化語言,獨缺歷史。胡煒權已經對日本戰國時代產生了興趣,先是自己在台灣、中國的網路論壇上找資料,後來乾脆決定直接去日本攻讀歷史。

「日本目前覺得戰國時代好賣,所以研究戰國歷史的學者很多,多按研究的時期區分。」胡煒權說明,「有經濟價值的原因在當時各地方都有不同家族,不但可以改編影視、發展地方觀光,這些貴族的後代子孫也會推動地方修史工作。」

胡煒權走遍日本,發現各地都有戰國相關資料,不再像從前那樣空乏,反倒是得考慮如何過濾篩選。「日本戰國時代沒有史官制度,所以學者們會從當時留下的文物去拼湊,相互比較,把歷史脈絡整理出來;」胡煒權笑道,「有時民眾翻修住宅、找出先人留下的東西,但不確定那是什麼,也會找我們去鑑定,因此有機會親手拿到戰國時代的文物。」

使命以及個人興趣

胡煒權認為,自己做歷史研究,仍以歷來研究學者發表的資料為主,但需要互相比較,同時確認學者寫作時是否有特定立場,因為這會影響到資料內容的真偽。

「研究時不要太主觀解讀、不要輕率判斷對錯,我們要留下的是對真相的紀錄,而不是做道德的批判。」胡煒權表示,「日本學術家非常重視這些,有時近乎雞蛋裡挑骨頭,研究者要小心說話、小心用詞,並對自己的專業負責。」

一個香港人為什麼要去日本唸日本戰國史?──專訪《日本戰國.織豐時代史》作者胡煒權

對歷史真相的小心與堅持,讓胡煒權開始在網路上經由社群媒體及專欄,為戲迷、書迷與遊戲玩家還原被改編過的歷史實貌,並在2017年出版由自己論文改寫的《明智光秀與本能寺之變》、2018年出版《日本戰國.織豐時代史》。「我覺得寫時代史是我的使命、任務,寫『本能寺之變』之類事件則偏個人興趣,也有『打假』的功能。」胡煒權說,「所以《織豐時代史》省略考證部分,直接寫目前學界定論,並且把一些少見的家族也寫進去;《明智光秀與本能寺之變》則比較多考究、查證和推理。」

為什麼要去讀日本歷史?

織豐時代史》中提到許多比較不為人知的地方家族,不但在華文的日本研究作品中罕見,在日本的研究資料中也不常見。「戰國是個到處都亂、到處都有故事的時代,我想在書裡告訴讀者這件事;」胡煒權道,「盡量把微不足道的家族放進去,是因為他們的確存在、對當地有所影響。每個地方都有歷史,我認為華語世界需要詳細的通史,而我有義務代表學界的聲音。」

對胡煒權而言,真正的歷史學家不會為特定個人、團體及利益服務,而是為越辯越明的歷史真相服務;而歷史學家在傳遞真相時的態度也可能造成不同印象,所以責任很大。「對真相認識不清會變成偏見,偏見會引發仇恨,現在網路上開的玩笑、修改的圖,都可能會變成仇恨的根源。歷史學者至少要能『正視聽』,目前研究日本歷史的學者以台灣、香港居多,如果中國學者的研究可以更多元化,誤解就有機會減少,擁護戰爭的聲音也不會那麼強烈。」

不要高估個人的分辨能力,不要低估細微的偏誤──胡煒權對歷史的嚴謹態度,源於對世界的關懷。「到日本讀書時,日本的老師問,為什麼要來讀日本歷史?讀了之後想做什麼?」胡煒權說得認真,「我真正想做的,是讓大家相互了解、排除偏見、澄清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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