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香港人為什麼要去日本唸日本戰國史？──專訪《日本戰國．織豐時代史》作者胡煒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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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客
文／犁客
「我親手拿過戰國時代留下來的文物，」胡煒權說，「織田信長寫的信、歷史人物把玩過的小物，拿在手裡，會覺得直接在和歷史對話。」
許多人對日本戰國的認識，來自大河劇或者動漫遊戲，這類改編作品一直是日本文化當中的強項，也是對外輸出的利器；不過生在香港的胡煒權，並不是因為看劇或玩遊戲而栽進戰國世界的。
「我本來就喜歡歷史，關注的以中國、歐洲，以及大航海時期的歷史為主；」胡煒權回憶，「高中時老師挑戰似地問我：『你知道日本也有戰國時期嗎？』引起了我的興趣。」
胡煒權先到學校圖書館找資料，發現與日本相關的歷史書籍不多，講戰國時期的也少，倒是先找到一些時代小說。「最早讀的是山岡庄八的作品，後來才讀到更有名的司馬遼太郎；」胡煒權說，「比起來山岡庄八的小說比較平實，但我也比較喜歡。」
偏好平實作品的心態，或許是促使胡煒權走上歷史研究的原因之一，他認為應該尊重戲劇小說、動漫遊戲當中的改編及加油添醋，但同時認為歷史學者對真相的立場必須相輔相成地存在。「就像玩遊戲時，朋友會問某段事蹟是不是真的發生過，辦講座時，來參加的聽眾也都會關心某些情節的真假──從戲劇和遊戲接觸到改編歷史的人，對歷史真相也會有興趣。」
戰國是門好生意
高中畢業後，胡煒權在香港城市大學就讀日本相關科系，但課程主要內容是文化語言，獨缺歷史。胡煒權已經對日本戰國時代產生了興趣，先是自己在台灣、中國的網路論壇上找資料，後來乾脆決定直接去日本攻讀歷史。
「日本目前覺得戰國時代好賣，所以研究戰國歷史的學者很多，多按研究的時期區分。」胡煒權說明，「有經濟價值的原因在當時各地方都有不同家族，不但可以改編影視、發展地方觀光，這些貴族的後代子孫也會推動地方修史工作。」
胡煒權走遍日本，發現各地都有戰國相關資料，不再像從前那樣空乏，反倒是得考慮如何過濾篩選。「日本戰國時代沒有史官制度，所以學者們會從當時留下的文物去拼湊，相互比較，把歷史脈絡整理出來；」胡煒權笑道，「有時民眾翻修住宅、找出先人留下的東西，但不確定那是什麼，也會找我們去鑑定，因此有機會親手拿到戰國時代的文物。」
使命以及個人興趣
胡煒權認為，自己做歷史研究，仍以歷來研究學者發表的資料為主，但需要互相比較，同時確認學者寫作時是否有特定立場，因為這會影響到資料內容的真偽。
「研究時不要太主觀解讀、不要輕率判斷對錯，我們要留下的是對真相的紀錄，而不是做道德的批判。」胡煒權表示，「日本學術家非常重視這些，有時近乎雞蛋裡挑骨頭，研究者要小心說話、小心用詞，並對自己的專業負責。」
對歷史真相的小心與堅持，讓胡煒權開始在網路上經由社群媒體及專欄，為戲迷、書迷與遊戲玩家還原被改編過的歷史實貌，並在2017年出版由自己論文改寫的《明智光秀與本能寺之變》、2018年出版《日本戰國．織豐時代史》。「我覺得寫時代史是我的使命、任務，寫『本能寺之變』之類事件則偏個人興趣，也有『打假』的功能。」胡煒權說，「所以《織豐時代史》省略考證部分，直接寫目前學界定論，並且把一些少見的家族也寫進去；《明智光秀與本能寺之變》則比較多考究、查證和推理。」
為什麼要去讀日本歷史？
《織豐時代史》中提到許多比較不為人知的地方家族，不但在華文的日本研究作品中罕見，在日本的研究資料中也不常見。「戰國是個到處都亂、到處都有故事的時代，我想在書裡告訴讀者這件事；」胡煒權道，「盡量把微不足道的家族放進去，是因為他們的確存在、對當地有所影響。每個地方都有歷史，我認為華語世界需要詳細的通史，而我有義務代表學界的聲音。」
對胡煒權而言，真正的歷史學家不會為特定個人、團體及利益服務，而是為越辯越明的歷史真相服務；而歷史學家在傳遞真相時的態度也可能造成不同印象，所以責任很大。「對真相認識不清會變成偏見，偏見會引發仇恨，現在網路上開的玩笑、修改的圖，都可能會變成仇恨的根源。歷史學者至少要能『正視聽』，目前研究日本歷史的學者以台灣、香港居多，如果中國學者的研究可以更多元化，誤解就有機會減少，擁護戰爭的聲音也不會那麼強烈。」
不要高估個人的分辨能力，不要低估細微的偏誤──胡煒權對歷史的嚴謹態度，源於對世界的關懷。「到日本讀書時，日本的老師問，為什麼要來讀日本歷史？讀了之後想做什麼？」胡煒權說得認真，「我真正想做的，是讓大家相互了解、排除偏見、澄清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