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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路那

儘管早在2010年便以《強尼兔之教父本色》進入台灣書市,但東山彰良真正獲得台灣大眾的矚目,還要等到2016年《流》中譯本的出版。而在《流》出版的三年後,台灣的讀者們才又等到了《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

《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沒有奇蹟存在的故事

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與《流》不僅在書名上有著強烈的對比,它們的氣氛也有著明顯的落差。書腰上寫著「如果《流》是光,那麼《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就是影」。確實,在《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以下簡稱《我殺的人》)中,主角群之一成年後在美國變成恐怖的連環殺手。是什麼讓他走上了這樣的道路,正是本書中的關鍵提問。而又是什麼契機,讓東山彰良想要寫這樣一個故事呢?

「我之前寫完《流》之後,覺得還想以台灣為背景寫小說。因為《流》是我父親的故事,那我想寫一本我自己編出來的故事,想寫一個相反的故事。」東山彰良說。那怎麼樣寫的相反?「我想說,在《我殺的人》裡面,不要讓它發生任何奇蹟。就是少年們的三十年後,有人在美國殺了人。而且連續殺了七個。這是一個不可能有奇蹟的狀況了。」東山說,他覺得連續殺人放在台灣和現實好像有點不太符合,但放在美國好像就能說得通。加上台灣人其實蠻容易有親朋好友在美國──話說回來,『許多人在美國有親友』這件事對日本人來說是難以想像的,但台灣因為歷史因素的關係,幾乎家家戶戶都可能有這樣的連結──因此寫起來,會是一個日本人覺得有意思,而台灣人不覺得突兀的故事吧。

不是在台灣長大的台灣人,怎麼寫背景在台灣的小說?

在訪談之中,感覺東山彰良相當在意台灣讀者對小說的接受度。他說,他在寫《流》之前,「對於是否能將小說寫得有說服力,煩惱了很長一段時間。」但《流》的評價出乎意料的好,不是嗎?「但是給日本讀者看的東西,台灣讀者並不見得有同樣的感受。所以很擔心台灣讀者的感覺。」桌子對面,溫文儒雅的東山彰良很認真地煩惱著。而因為《流》的成功,使得東山彰良在寫作《我殺的人》的時候,意識到了作品被翻成中文的可能。「所以會去思考在翻譯之後台灣的讀者看起來會不會有點奇奇怪怪的,會比寫第一本的時候更注意。但是難免還是會有這樣的情況。」東山彰良苦笑著說。

「比如說八零年代的流行文化,像霹靂舞。我實際上自己在西門町玩的時候,沒有看過人在街頭上跳霹靂舞。可是我看一些資料,說台灣的八零年代很流行霹靂舞。然後大家在街頭上跳舞啦怎樣怎樣。不是我的實際體驗,從資料學來的。所以這樣子的話,很可能大家看,這個部分會覺得就是說我們也沒看過啊。」確實,這部份是有點奇怪。但比起「沒有在街頭上看過霹靂舞」,大部分的讀者可能更好奇霹靂舞是什麼吧?

但另一方面,東山彰良對於地景的描繪可說相當精細。比如《我殺的人》中的大馬路,明顯是中華路,而小說中的麵包店,則對於就讀當地國中出身的我來說,明顯可辨別出是今日仍然屹立的風月堂。這樣一說,東山靦腆地笑了。這麼詳細的地景描寫,源自於東山彰良斷斷續續的台灣經驗。包括在台灣讀小二,以及暑假和過年時頻繁地回到台灣。回來時,就住在外祖父位於小南門的家。「所以我的回憶中,台灣跟我的暑假的那種期待感、好像要發生什麼事情的感覺連結在一起。」這也是為何東山目前作品的年代都集中在七、八零年代的原因。那正是他的青春時代。至於資料與記憶無法攀爬到的地方,那麼靠的就是想像了

東山彰良的台灣組曲

讀完《流》和《我殺的人》後,讀者最關心的,或許就是東山有沒有計畫繼續書寫以台灣為背景的小說。「其實已經寫完了,今年9月在文藝春秋要出版。」面對這個問題,東山若無其事地拋出讓人驚喜的消息。那是一本短篇連作集,故事的背景是現在,主角是餐館的九歲小孩子,他和紋身街的紋身師有些相當有趣的交流。「這本會先在網路上連載,目前已在翻譯中。」東山說。

我本來想說,按照《流》是1970年代,《我殺的人》是1980年代,下一本或許會是我成長的1990年代呢。唉。對著年代嘆氣的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之前東山說《流》是父親王璇的故事,但王璇生活在台灣的時代應該是更早以前吧?

「啊,是的。」面對這個問題,東山彰良顯得非常從容。「我父親是1950到1960年代在台灣長大。我現在其實正在寫這個年代的作品。」這是一個當時與現代兩個故事並行的雙線敘事作品,兩個事件之間有著巧妙的關聯。

⋯⋯就是要跳過我的1990年代不寫就對了吧。

東山彰良這麼說:

  1. 東山彰良:「寫小說與才能無關,開始寫,把它寫完,那就對了。」
  2. 2016 年日本書店大獎,東山彰良、吳明益雙雙入榜!
  3. 「日本讀者都會跟我說他們多喜歡台灣,甚至有長輩是『灣生』。」──記直木賞得主東山彰良訪台簽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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