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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客

犁客

每天半夜走進文字荒田耕作的莫名其妙生物,雜食亂栽,還沒種出一顆果實,已經犁整下畦荒地。

文/犁客

「有沒有計劃要寫小說?呃,」柯映安頓了一下,「答案是:沒有。」

死了一個娛樂女記者之後》的作者柯映安,高中、大學時期練習寫過小說、在網路上發表。「那時主要是讀網路小說,就寫網路小說,」柯映安說,「其實是對創作有興趣,不過也就是興趣。」

大學時柯映安唸的是歷史,不過那時覺得未來職涯仍有變化,不見得就會以此為業;考進台北藝術大學唸電影、開始接觸劇本之後,先前對創作的興趣重新被有系統地連結起來,柯映安發現:自己其實很喜歡電影創作。

「北藝的老師有些已經進入業界,所以會有機會接到一些寫劇本的案子;實際寫過一些劇本,業界就會比較有人記得我的名字,聯絡時會談合作的可能,有拍攝計劃時也會問我有沒有劇本。」柯映安說,「寫合作的劇本時,我大概也會同時寫自己的劇本。」

創作劇本、參與電影製作的過程,讓柯映安獲得一些與創作及發表相關的體會,「我覺得劇本這東西,怎麼講⋯⋯」柯映安想了想,「它是電影製作的一部分,並不是一種自我成就。寫完劇本、交給導演,投資方、製作方都可能有意見,所以很多時候要想盡辦法讓劇本好看,而且要容易看。」

柯映安拿下2018年「拍台北」電影首獎、參與公視新創電影《無法辯護》的共同編劇,也發覺「鏡文學」正想找個會寫故事的人。

基本問題是最重要的

「因為有《鏡週刊》的資源,所以『鏡文學』認為自己能夠提供足夠資料寫關於『娛樂女記者』的故事;」柯映安說,「那時他們徵求合適的故事大綱,我試著寄大綱過去,被他們選上了。」

鏡文學願意提供資料以及採訪素材,而且並未限制故事的類型及發展方向;而柯映安獲得計劃之外的出版機會,想的其實和寫劇本時有點類似,「當我有機會寫小說的時候,起初也會一直陷到這層思考裡頭:這樣寫讀者看得懂嗎?讀者會覺得好看嗎?

決定要寫「性醜聞」的議題之後,柯映安發現鏡文學的確能夠提供很大的助力,「雖然想寫這個題材,但本來不見得有機會接觸到相關人士,就算找到了,對方也不見得會和我說真話,或者長期成為素材提供的來源;」柯映安說,「這部分鏡文學的編輯幫了很大的忙,我因此認識了《鏡週刊》娛樂線的記者主管,能從對方身上獲得很多資訊。」

有第一手業內資料好處,不只是問到情節需要的素材,而是可以貼身觀察從業人員的人格特色與工作狀況。「我發現娛樂線記者大多是很熱情、會主動開口交談的人,他們需要隨時對人保持高度興趣,開口詢問時會讓人覺得:他們真的很熱切想知道答案。」柯映安回憶,「他們一直處於高速運轉的人際關係當中,要面對的人很多,需要面對的狀況也很多。」

剛開始柯映安覺得自己問的東西好像都很基本,而互動多次之後,柯映安的提問變得更具體深入,而受訪的記者,也開始回想那些基本問題;「到了後期,會發現那些基本問題是最重要的,例如為什麼要當記者?為什麼選娛樂組?直接的回答都是賺錢呀!還學貸呀!」柯映安說,「但在回答我的時候,他們也開始重新整理自己的感想,發現這些回答其實也都只是表層,還有更深入的原因。溝通的狀況就會變成對彼此雙向的回饋了。」

選擇相信善良事情的人

接觸第一手資料,對柯映安的創作有許多助益,她因而知道資深記者怎麼講話、怎麼罵人、編採會議怎麼進行⋯⋯簡而言之,可以體會到記者的實際工作及生活樣態,就能寫出更貼近真實的記者角色,「而且我發現,如果能用一句話講出工作重點,就會讓讀者覺得很專業。」

在人物設定上反應出記者專業,但在文字使用上,《死了一個娛樂女記者之後》則反應出柯映安的編劇專業──在戲劇當中,角色的情緒心態必須靠演員的動作及唸白表現出來,「我會試著盡量在不寫角色心裡想什麼的情況下,讓讀者明白角色的心情和想法。」

其實,回顧柯映安的閱讀經驗養成過程,或許會發現,她與娛樂線記者接觸、將這樣的題材處理成小說,其實有條隱約的脈絡。小學時代,柯映安因為學校舉辦的閱讀競賽體會到閱讀的樂趣,「那時除了學校圖書館之外,在會到鄉裡的圖書館借書,包括不少經典,但讀到《傲慢與偏見》後覺得愛情小說實在太好看了,結果後來就讀了很多愛情故事,哈哈;」唸歷史系之後,她開始對社會論述、田野調查紀錄產生興趣──這些積累在《死了一個娛樂女記者》的準備過程及創作成品當中,顯出連結通俗文類與資料匯整的力量,而關於題材的選擇,或許可以從柯映安喜歡的創作者裡看出端倪。

伊坂幸太郎、乙一、以色列的艾加.凱磊,拍電影的是枝裕和、史蒂芬.史匹柏、宮崎駿,繪本作家佐野洋子,啊,還有吳念真;」柯映安一口氣唸了一串人名,「我認為,他們都是看得清世間險惡、知道人間有很多很多悲傷,但選擇相信一些善良事情的人。」

那些看得清險惡的創作者:

  1. 愈深刻重要的事,愈要愉快爽朗地訴說──臥斧X冬陽對談伊坂幸太郎
  2. 「拿寫作來打發時間」──專訪艾加‧凱磊
  3. 「我寫作時總想傳達一個理念:人是良善的。」──專訪吳念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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