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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客

犁客

每天半夜走進文字荒田耕作的莫名其妙生物,雜食亂栽,還沒種出一顆果實,已經犁整下畦荒地。

文/犁客

「我跟你講,」蔡慶樺說,「在台灣大部分對德國有興趣的人,如果不是德語相關科系,就是受了某個老師的影響。」

蔡慶樺在各種媒體發表不同面向的德國觀察、出版多本德國相關書籍,曾在德國求學、工作,不過蔡慶樺坦承,自己對德國本來不算特別有興趣。「我大學念外交,現在在外交部工作,算是本行;外交念的大概以美國為主,畢竟國際關係是美國主導的,這會影響學術領域裡的話語權。那時我對歐洲的概念很薄弱。」

大學畢業後,蔡慶樺進研究所,想讀西方的政治哲學,「我喜歡讀理論的東西,不過一開始讀希臘的政治哲學、英國的自由主義等等,讀得很痛苦,不大像自己的tone調;」蔡慶樺說,「研二的時候,遇到一個從德國讀完書回來的老師,和他一起讀德國相關的理論,一讀就覺得很有樂趣。準確點講,我那時不是對這個國家有興趣,那時我還沒有學德文、沒有親身觀察的經驗,對德國的了解也沒有現在深入,我有興趣的是它政治哲學和思想教育的部分。」

繼續念博士班的時候,蔡慶樺拿到獎學金,有了短暫出國的機會,他選擇去德國看看。「第一次去那兩個月,我真的很用功學德文,打好基礎;」蔡慶樺說,「住在德國那兩個月,我開始可以理解建構書裡那些理論的人,為什麼會這麼想?」

蔡慶樺舉例,馬克思重視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強調人和自己生產的東西之間產生異化、現代工業社會理念破壞了這層關係;「我在德國讀書的時候,我的宿舍就在森林旁邊,一開門就走進森林,我常在森林裡散步。那就是個荒涼的森林,在裡面散步時,可以感受到他經濟學批判的起點。」蔡慶樺解釋,「《馬克思:時代青年》那部片一開始就在講這件事,冬天很冷,窮人必須去檢木柴回來生火取暖,但這種行為會被國家視為竊盜、判刑。馬克思以此批評國家制度對窮人的壓迫,而冬天在森林裡面走的時候,我覺得就可以看到這些人在什麼樣子的環境裡講出那個樣子的理論,怎麼用他們的理論去看這個社會。」

確實複雜,但並不充滿意外

在德國求學、在德國工作,蔡慶樺並沒有「德國人就是怎樣」的刻板印象。「德國的鄰國非常多,一直以來都是南來北往,不只是通商的地方,也是戰爭發生的地方,人種構成其實蠻複雜,我接觸過的也是,什麼長相什麼階層都有。」蔡慶樺說,「很多外來移民也許已是第二代、第三代,政治身分是德國人,但文化認同不見得。所以我不會說我到德國生活以後,就能給出一個『德國人就是怎樣』的確定答案。」

不過,蔡慶樺對德國社會的運作,有一些清楚、深入的認識。

「我覺得德國社會是個複雜的系統。」蔡慶樺說明,「原因有部分來自德國有一套運作精密的官僚體系在支撐社會,很多人會受不了德國複雜的社會運作方式,但對我來說,那套方式確實複雜,但並不充滿意外,也就是說,你可以準確預期你今天這麼做會有什麼樣的後果。每個社會都有它的風險,而這個社會的風險是你看得到的,那套運作規則就是預防風險的方式。」

當然,前提是要在德國生活,就得理解這套極度複雜的規則,這需要語言能力及跨文化的理解能力。「舉例來說,我當初要從德國回台灣時,去辦離校手續,辦公室貼著告示,說收件時間到下午三點為止;我就很緊張,因為我快三點時才到,如果排隊沒排到我,我就會來不及辦。」蔡慶樺說,「結果三點到了,我順利在窗口送件,然後窗口就關上了,表示今天不再收件。有個排在我後面的女生開始一直敲那個窗,用意當然是希望辦事人員可以通融收件,敲了很久,窗戶開了,辦事人員探頭問她:妳讀得懂德文嗎?」

辦事人員的意思是,規則就寫在告示上,超過三點就不可能再收件。很多人無法接受這麼一板一眼的僵化性格,「但你從另一方面想,」蔡慶樺指出,「這表示只要我在三點已經送件,就是會被接受的,不會有太多意外。按照規則走,就可以預防風險。」

複雜的社會結構、複雜的人種組成,以一套精密運作的體系支撐,不過,在某些時候,刻板印象和歧視仍會赤裸裸地出現。「我求學那個地方本來有很大的汽車工廠,我去的時候已經關廠,幾萬人失業,我在那裡會看到失業的人白天就在路上喝酒,那種超市賣的、包裝像牛奶盒的便宜烈酒。」蔡慶樺回憶,「有天下課後我和一個女同學在學校附近的湖邊散步,就有個失業的人對我叫囂;這當然和種族主義有關,因為汽車產能其實是外移到歐洲其他地方,所以實際上搶他工作的並非亞洲人,但他大喊我們亞洲人就是要到德國搶工作、女生就是想找個德國人嫁了。」

經過這個悼念,德國治療了自己的心理創傷

種族主義容易讓人想起二戰時期德國的劣跡,不過大家都看得出來,德國並不避諱二戰史料的檢視與討論,從蔡慶樺的《爭論中的德國》、《邪惡的見證者》書中,還能知道,與二戰相關、歷史相關的報導,不但時常出現在雜誌之類平面媒體上,甚至連電視頻道都有許多這類專題節目。

「我認為這類題材已經是他們影視節目的重要文化資源。這其實是個特點:處理轉型正義的問題,多半會想冷處理,除了德國,沒有別的國家這樣不斷投入資源、把事情拉回討論戰場上面。」蔡慶樺表示,「但我要提醒的是:他們一開始並不這麼做。」

二戰結束後,德國政治一開始也想冷處理。「德國是一個在廢墟中的國家,當時有個重要論點是『經濟優先』──差不多就是我們熟悉的那套威權思考,邏輯就是先求吃飽睡飽,其他的先不要談。」從1945年戰敗、到1960年代,這種「將德國重新正常化」的思維造就了經濟奇蹟,重建速度非常快,「除了德國自己的因素之外,還有很多外來支援,例如美國的馬歇爾計劃就給德國很多援助。」在經濟優先的概念下,轉型正義問題長期被擱置,「其實一直有人提出,但沒有大規模的、比較有系統的討論。」

到了六零年代,法蘭克福檢察總長弗里茲.鮑爾提出,紐倫堡大審審判了幾十名戰犯,但整個集中營殺人機制不可能單靠這幾十個人的運作就屠殺數百萬猶太人,「其中一定有很多不同因素配合,有更多共犯。鮑爾是檢察官,所以他的工具就是把它拉到司法系統裡。」蔡慶樺說明,「他在六零年代開始做這件事,有些時代背景配合;因為德國謀殺罪行的有效追溯期是二十年,所以從1945年戰敗開始算起,1966年之後就不能起訴那些謀殺猶太人的納粹了,所以這個議題重新被帶回政壇,國會開始討論;另外,六八學運也有影響。在六零年代念大學的年輕人,不大可能在四零年代參與猶太人屠殺,但他們開始質問父母輩做了什麼事情?為什麼都不出來承擔?為什麼都不告訴我們做過那些惡事的人可能還留在政府裡面?」

轉型正義因此慢慢開始推動,「我覺得這是個浩大的工程,但也幸虧有這樣子的行動,才能慢慢去釐清『德國民主』在事件裡的角色,定義什麼樣子的人是共犯、什麼樣子的人是旁觀者,怎樣是無罪的,推到法律要如何修改?政治和教育要如何推動?希特勒戰敗、納粹戰敗,對德國人來說到底代表什麼意義?」蔡慶樺說,「這其實是個民族精神的轉換。對日本來說,他們是二戰的戰犯,感覺上一直是個恥辱、一個國家的失敗;但德國慢慢把它推向另一個方向──納粹戰敗,不代表是德國的失敗,而是德國從一個暴政之中被解放。」

有了這層轉換,接下來數十年間德國不斷回頭討論轉型正義時,不需要畏首畏尾,可以直接面對那段歷史。「我在書裡說,那是一個悼念儀式,經過這個悼念,德國治療了自己的心理創傷。」蔡慶樺說,「德國確實已經向西方世界證明,他們是民主社會的一分子,即使是一個統一、強大的德國,也不會走上納粹時代的老路。」

想看清楚他們這個國家如何運作

我們向來認為德國進步,但德國的民主歷史也不過百年左右,德國仍有人認為民主不是正統、提倡帝制威權,這也是德國在威瑪共和時期跌跌撞撞的原因、希特勒能獲得舞台的機會。

「不過德國的民主化教育是蠻感人的,」蔡慶樺說,「而且有形或無形的重大工程,在德國都會進行多年的大量討論、爭辯,累積共識、處理與納粹有關的敏感部分,一年前進一點點。他們的轉型正義工程現在仍在繼續,已經談了五十年。」

這種狀況需要時間成本,以及可以成熟判斷及表達意見的公民投入;而要有這類公民,除了教育之外,也得有好的媒體提供資訊,公民才有判斷依據。「德國的媒體和其他國家一樣,都有平庸化的問題,八卦媒體的銷量一直很好,但我認為重要的是八卦媒體之外,其他媒體應該要有能夠存活的空間。」蔡慶樺說,「在德國要付一個『廣電費』,就是供給公共的廣電節目,讓媒體發揮公共的力量。」

轉型正義、媒體、能源政策,長照⋯⋯蔡慶樺的書裡,可以讀到許多台灣社會和德國社會面對的類似問題,「我開始觀察德國、寫文章的原因不是想要對政府決策提出意見,而是想看清楚他們這個國家如何運作。」蔡慶樺說,「中文世界對德國的討論比較片面,常集中在他們很強、做得很好的印象,但這樣的前提條件其實是:他們怎麼解決不好的部分?看見那些沒看見的前提,才知道他們怎麼變成現在的德國。我認為一個國家強大與否其實不在經濟,而在看不到的小地方也能做得仔細,許多齒輪扣在一起才能順利工作,沒有那種『只要做好這一個就可以』的關鍵。」

反觀台灣,似乎還沒走到為單一公共議題花費大量時間成本及公民參與的階段,不過蔡慶樺對此抱持正面觀點,「台灣要投入的努力還很多,要面對歷史,要理性思考,還要有些運氣。」蔡慶樺笑道,「歐洲的發展方式有他們的優勢,也有他們的包袱,而新問題不見得要用舊思維解決。我們學政治的都知道,世界上有很多民主化失敗的例子,但台灣就這樣轉過來了,這是很難得的。經歷過戒嚴時期,我小時候很難想像現在這樣的台灣,但台灣的確在朝一個令我滿意的方向轉變。」

還有許多必須改進的,還有許多必須討論的,而且,「討論一觸及統獨議題,我就覺得我們會耗太多力氣,但這是我們得正視的宿命;」蔡慶樺說,「我們面對很多問題,但我不希望社會仍是我小時候那個樣子。我很滿意生活在現在的台灣。」

認識德國,同時想想台灣:

  1. 我認識的在德國讀文科博士的人,幾乎都帶著那股「氣」
  2. 新增一種價格,從此拯救德國鐵路
  3. 拒絕服從沉默,橫眉冷對不義法律的檢察官弗里茲.鮑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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