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紫吟

《紐約時報》記者茱蒂(Jodi Kantor)和梅根(Megan Twohey)於2017年揭發前好萊塢知名製作人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性犯罪惡行,調查期間,她們努力爭取案件中受害女性的信任,同時也努力在「探究與揭露事實」和「避免造成受害人二度傷害」間求取平衡。在此之後,兩位記者的聯絡方式在受害女性間快速傳播,被期望成為一伸張正義的管道。2019年,兩位記者將溫斯坦以及美國現任大法官卡瓦諾(Brett Kavanaugh)的性犯罪事件調查經過書寫成書。《性、謊言、吹哨者》今年在台灣出版,這是一本對男性掌權者的控訴,同時也是母親們期望為女兒營造一個更安全環境所做的努力。

曾受雇於溫斯坦的馬登(Laura Madden),在任職期間受到溫斯坦的侵犯,二十幾年後她決定說出自己的故事,讓她下定決心的正是她的孩子:「我是一位有三個女兒的母親,我不希望她們將這一類在任何情境下的霸凌行為視為『正常』」。

被噤聲的女性

在溫斯坦一系列犯罪中,有不少受害人如今已是知名女星,旁觀者或許容易認為,他們如今應該沒有壓力或顧忌、應該可以「輕易的」揭發犯罪者,但真實情況卻非如此。事實上,無論時間經過多久,說出傷害對許多受害人而言從來就不是容易的事,無論受害人目前享有多少名氣。另一方面,越是成名的受害人似乎也越容易收到「應該活出自己的人生」這類「好心的」勸戒,這些建議或許來自關心他們的人,但其效果卻是幫助加害人使受害人噤聲。

在受害人為一般職員的案件裡,她們在事發後便被溫斯坦威脅和封口、被逼迫承諾永遠不說出自己的遭遇。本書作者茱蒂和梅根不單純僅是協助揭發事實,同時也帶領讀者對性犯罪事件中的封口費陋習發出探問:受害人理當獲得賠償,但為什麼必須從此失去言說自己經歷的權力?

模式vs.個人故事

在溫斯坦案件調查的過程中,幾乎所有受害人都曾經對茱蒂或梅根說過,如果沒有其他受害人願意被具名報導,那她們也不願意。受害人們都擔心一旦名字被單獨公開,自己容易招致溫斯坦的報復,同時也可能成為輿論批評和攻擊的對象。為了使受害人能安心說出自己的故事,茱蒂和梅根努力探訪她們還遺漏了哪些受害人,同時也盡力找出每件案子的相似之處,最終確實發現溫斯坦每次犯案的經過都遵循著極為類似的模式:挑選年輕而無勢力的女性,而後藉口要給予她們好的工作機會製造獨處情境。

如果有固定模式、更多的受害人,似乎能讓這些女性們的控訴更具真實性,但是否有人因為這樣的想法二度受害?

在溫斯坦案之外,此書的另一個案件是心理學博士福特(Christine Blasey Ford)對美國大法官卡瓦諾的性犯罪控訴。2018年,卡瓦諾被提名為大法官,提名案促使福特說出自己中學時期曾被卡瓦諾侵犯的故事。福特的律師卡茲(Debra Katz)認為,若福特說出自己的受害經歷,很可能會鼓勵其他受害人出面指控卡瓦諾,如此一來,「(情況)會好一點」。面對卡茲及其他顧問擔憂沒有其他受害人接續出面,福特感到無法理解,她向兩位記者提出的問題,同時也像是對所有的旁觀者提問:發生在她身上的事還不夠嗎?

#MeToo運動該怎麼繼續進行

#MeToo運動自2017年從美國開始,陸續在世界各國展開,台灣也不例外。但同樣「不例外」的是,#MeToo運動在各國皆遭遇反挫,許多的男性擔心他們的名譽將毀於某名女性的「胡言亂語」。

參照美國的經驗,受害人若想發聲,訴諸媒體似乎是一個可行的方式,只要受害人能找到值得信賴的報導人。然而,悲傷的是,性犯罪事件的發生實在過於普遍以致於媒體根本沒有足夠的版面刊登相關報導,茱蒂和梅根皆認為「(面對性犯罪)記者在體制失靈的時候加入,但那不是永遠的解決之道。」因此,#MeToo運動該怎麼繼續進行?該如何阻止性犯罪的持續發生?這應該是我們所有人的事,所有人都必須努力。

※內容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立場

理解,以及關心:

  1. 譴責受害者:無用且鼓勵犯罪
  2. 警察說:同學,從妳說的話和行為來看,根本不像個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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