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舉手】生命的旅途中，孤獨是唯一的常數──讀《獻給阿爾吉儂的花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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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夢君
《后翼棄兵》（The Queen’s Gambit）作者沃爾特．特維斯（Walter Tevis）生前是文學院教授，他任教於俄亥俄大學的期間，時常與一位同事下西洋棋。這位同事名叫丹尼爾．凱斯（Daniel Keyes），也是一名小說家。
大家可能都聽過《24個比利》（The Minds of Billy Milligan）這本書，作者正是凱斯。除了擅長描寫罹患解離性身份障礙症的人物之外，他亦以科幻小說聞名於世，本次的主角正是他最廣為人知的作品：《獻給阿爾吉儂的花束》（Flowers for Algernon）。
《獻給阿爾吉儂的花束》原先是一篇刊載於1959年《奇幻與科幻小說雜誌》（The Magazine of Fantasy & Science Fiction）的短篇故事，並於隔年榮獲雨果獎（Hugo Award）最佳短篇故事獎；後來，凱斯將其擴寫成一部長篇小說，並於1966年拿下星雲獎（Nebula Award）最佳長篇小說獎。
想像一下，同樣的故事，一短一長的兩個作品，前後相隔六年奪得西方科幻文學界兩大重量級獎項？這就好比先贏得一座奧斯卡最佳短片獎，隨後把作品擴展成劇情長片，又獲選金球獎最佳影片。《獻給阿爾吉儂的花束》能夠獲得如此讚譽，自有其過「書」之處。
這是一個用人工方法提升智力的故事。三十出頭的查理．高登（Charlie Gordon）在一間烘焙坊做著打雜的工作，他的智商只有70左右。儘管不聰明，查理與同事相處融洽，而且極具上進心，為了提升閱讀與寫作能力，他固定去貝克曼學院成人訓練中心報到，參與愛麗絲．凱妮恩（Alice Kinnian）老師的課程。查理天性和善、老實、樂觀，深信只要變聰明就能活得更快樂。
有一天，查理得到畢生難得的大好機會：兩名學院研究者開發出能夠提升大腦智力的新式手術，正迫切地徵詢自願受試者；他們已先對一隻名為阿爾吉儂的白老鼠進行手術並取得成功。在老師的推薦與自己對進步的渴望之下，查理決定成為受試者。
手術過後，查理的智商開始直線上升。研究員為了測試他的智力，請他與阿爾吉儂在迷宮裡賽跑──阿爾吉儂進入實體迷宮，查理則在紙張上解題。起初查理對這隻聰穎的老鼠懷抱敵意，但經過無數次競賽，友情的種子漸漸在人與鼠之間萌芽。
隨著智力提升，再加上與生俱來的好奇心，查理開始博覽群書。他學會了多種語言，寫作也日漸得心應手，原本恍如五里霧中的童年記憶也一點一滴浮上心頭。他發覺自己對愛麗絲有無比的愛慕之情，遂鼓起勇氣與她交往。
然而，迅速成長的智商也帶來意想不到的煩惱。當查理清晰看見世界真正的樣貌，種種嚮往隨之幻滅。隨著他深入探索童年回憶，他發覺自己成長於一個帶有暴力色彩的不健全家庭，而失和的根本原因正是他的缺陷；他驚覺身邊的同事其實並非真正的朋友，反而把他當成製造娛樂的小丑；他領悟到學界的教授不是各個都博學多聞且樂善好施，反倒有許多人心胸狹隘，深居象牙塔裡；就連愛麗絲也開始與他產生心靈上的隔閡，兩人漸行漸遠。
更糟的是，有一天阿爾吉儂突然出現退化的病狀，體力和智力都急速衰退。既孤獨、憤怒、又困惑的查理被迫面對自己的存在危機（existential crisis），他會和阿爾吉儂步上相同的命運嗎？他能否在一切都來不及之前尋得人生的意義與快樂？
以人工的方式強化智力在科幻題材當中屢見不鮮，論電影，有2011年的《藥命效應》（Limitless）與2014年的《露西》（Lucy）；放眼文學界，則有1968年的《集中營》（Camp Concentration）及1991年的《智慧的界線》（Understand）。這些作品多半注重描寫改造人體所帶來不可收拾的後果，風格緊張、黑暗，劇情偏向科技驚悚的路線；相比之下，《獻給阿爾吉儂的花束》的情節就顯得樸實無華且貼近現實生活。故事中的新創手術當然是虛構的，但作者凱斯也沒有多加詳述手術過程，因為那並非重點──重點是智力的提升對於查理的生命產生何等的影響。書中並沒有陰險的反派或秘密組織要加害於查理，戲劇張力都來自他內心與外在的衝突。故事的主題包含對身心障礙者的照護、智商與情商（EQ）的差異、以及童年如何塑造成年人格等。整體的筆調樸實而誠摯，在溫婉之中帶有幾許哀愁，頗有《妳一生的預言》（Story of Your Life）和《摺紙動物園》（The Paper Menagerie）的味道。
《獻給阿爾吉儂的花束》靈感來自於凱斯本人的經驗，在晚期的半自傳式回憶錄《阿爾吉儂、查理、我》（Algernon, Charlie, and I）之中，他提及年少之時夢想成為作家，父母卻一心期望他研習美國醫學院預科，朝向行醫之路。在家庭革命的掙扎之中，凱斯腦中第一次浮現「能否用人工提升智力」的構想。在多年以後的50年代，凱斯教導學習障礙生之時，有一位學生問他，如果自己用功念書，變得聰明，能不能轉到普通班上；凱斯也目睹了另一位學生在學習中斷之後，表現一落千丈，彷如所念所學皆付之東流。「當他回到校園時，他已失去一切。他不再識字，又退回了原點，這是多麼令人心碎的事。」凱斯回憶道。在這些點點滴滴之中，查理便悄悄孕育而生。
除了主題之外，真正使得《獻給阿爾吉儂的花束》獨一無二的是它的寫作形式，它屬於書信體小說（epistolary novel），全書以一系列的「進度報告」寫成，如同一本查理用來記錄術後生活的日記。從第一人稱觀點出發，第一篇報告寫於查理接受手術前，此時他的智商仍然低落，因此錯字連篇，標點符號也亂成一團；當他逐漸開竅，拼字進步了，詞彙量也持續增長，更開始寫出結構較為複雜的長句；隨著智力不斷攀升，他學會使用如詩一般的語言，字裡行間滿是隱喻與象徵。除此之外，他寫作的內容觸及多種不同的科學領域，嶄露博學的一面；對於文字的掌控益發順手，也讓他能更精確地捕捉心中的情緒。
利用這種特殊的技巧，凱斯不僅以傳統的敘事文筆說故事，連文字與結構本身都成了故事不可或缺的一部份，讀者光從文字的品質及風格就能一窺查理智力的變化與內心的波折。文體本身成了輔助故事的工具，這已帶有幾分「後設小說」（metafiction）的色彩，如此具創意的寫作手法，用天才形容亦不為過。
我們活在一個將智商奉為圭臬的社會，聰明才智被推崇到值得像信仰一般膜拜的地位，甚且蒙上一層神秘面紗，為人津津樂道；可事實上，智商固然重要，卻無法解決人生所有的問題，也不會讓一個人自動成為更好的人。查理‧高登的智力在短時間內呈指數型增長，然而在情感上，他依舊尚未成熟；他比以往更加理解真實世界，內心卻還沒做好面對一切現實的準備。智商與情商間的嚴重失衡，正是他痛苦的主要來源。從許多方面來看，他都令我想起南韓的一代神童──金雄鎔（김웅용）。
出生於1962年的金雄鎔歷經了非比尋常的童年，他一歲時就已經學會韓文字母外加一千個漢字，三歲時即能演算微積分，五歲時就會說韓、日、英、法、德五種語言。他曾上日本富士電視台的節目，當眾表演解微分方程式；之後，他還成為漢陽大學物理系的旁聽生。
他年紀輕輕就進入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工作，一做就是十年，但此段經歷並不如外界想像得美好，反倒是長久的壓力與孤獨令他身心俱疲，快要燃燒殆盡。「那時候，我活得像一台機器──每天起床，進行計算，吃飯，睡覺，日復一日。我有一種『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的感覺，而且孤單，沒有朋友。」他如此回憶。在孤寂與痛苦的雙重折磨下，他最終選擇回到韓國轉攻土木工程。
世人與媒體卻無法理解，更不支持金雄鎔的決定，他們期望一個智商210的天才贏得數座諾貝爾獎，操縱核融合之力，或是研發出癌症的解藥。為此，他們甚至用「失敗的天才」來稱呼他。可是，這樣的評價真的公平嗎？成功的定義是什麼，又該由誰來定義？成功與幸福難道是二分法嗎？
「有些人認為智商超群就代表無所不能，但事實並非如此。看看我，我沒有音樂天賦，運動細胞也不發達。」金雄鎔後來說道。「社會不該用單一標準評斷每個人的價值──每個人都有獨特的學習力、天分、夢想及目標，我們應予以尊重。」如今，金雄鎔是一名大學教授，在教學與研究中獲得滿足；他生來就是個天才，卻花了數十載的歲月才找到真正的快樂。
金雄鎔與查理．高登的故事都說明聰明才智不一定能帶來快樂，反而可能帶來苦痛、憂鬱、以及孤獨。雖然《獻給阿爾吉儂的花束》是虛構的故事，卻能引起強烈的共鳴。查理從智能遲滯蛻變成天才，最終又失去的過程，其實跟一般人歷經稚幼、盛年、再到衰老的命運相去不遠，只是被硬生生地壓縮了。在生命的旅途中，孤獨是唯一的常數；他人的道路時而將與我們交會，但到頭來，我們必須獨自走向旅程的盡頭。正是這份孤獨使我們偶然夜裡驚坐起，凝視婆娑的燭火，任憑回憶的影子在牆上亂舞；這份孤獨正是《異鄉人》（L’Étranger）與《天外來客》（The Man Who Fell to Earth）所描繪的，那種行遍宇宙卻無處容身的感受；正是由於這份孤獨，讓查理覓不得內心的平靜。
然而，在孤獨之外還有希望。人生在世，必須找到與世界連結的方法，如果遍尋不著生命的意義，那就由我們自行創造意義。智力昇華的查理難以與人連結，但在自己與阿爾吉儂的友情之中發現了存活的意義，或許是因為他倆皆為受試者，同病相憐，又或者老鼠比人更容易理解。就像《少年Pi的奇幻漂流》（Life of Pi）和《遇見野兔的那一年》（Jäniksen vuosi）的主角們一樣，查理與阿爾吉儂的連結成了他維繫理智與人性的生命線。這條連結引領他持續追求科學研究的突破，也正是這段友情使得這部小說的結局如此深刻感人。
閱畢本書，高登．奧波特（Gordon W. Allport）的名言在耳邊迴盪不止：「人活著就是一場折磨，要活下來就必須在折磨之中找到生存的意義。」（To live is to suffer, to survive is to find meaning in the suffe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