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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馬來西亞,現居風城。興趣廣泛的生物學家,研究工作之餘,嗜好讀讀書、看看戲、寫寫作、騎騎車、踏踏青、逗逗貓。

我兩年多前在台灣登記結婚,可是迄今在馬來西亞仍是單身,拜該死的疫情所賜,對跨國旅行所需的長時間隔離生畏,無法方便地帶老婆回馬登記結婚,也不知道還有多少張罰單待繳。

台灣和一些嚴守國門的國家,2020年相對平穩,在全球許多國家哀鴻遍野時,仍然能夠歌舞昇平好一陣子。可是以為安全,才因為超低疫苗接種率而在去年中陷入愁雲慘霧,仍靠民眾自律儘量宅在家保持社交距離,以及繼續嚴守國門度過。現在遇到傳染力特強的大魔王Omicron變種,才被迫開始轉為與病毒共存。相較之下,對岸只能在國產疫苗保護力不佳又不願承認的情況下,騎虎難下地讓上海封城(或稱「全城靜態管理」),和當初武漢封城被讚為有擔當和魄力,不可同日而語。

兩年前疫情大流行初期,祭出閉關鎖國政策的國家,當然不會受到歡迎。澳洲甚至有一度連國人都無法入境,惹得民怨四起。世界衛生組織(WHO)當初還不斷呼籲各國不要封鎖邊境並且對某些國家的旅客差別對待,結果反而是不理會的國家受創較小。後來,一旦有新變種出現,發現的國家又成了眾矢之的,遭到其他國家封鎖。

除了國際政治紛爭,長時間的隔離,尤其是過去所需要的「14+7」,讓國際旅行變得即使沒有不可能,也成了寸步難行,畢竟來回加起來在防疫旅館隔離的二十八天,不僅在精神上頗為折騰,費用也頗可觀,這還不提因為航班大受影響的高額機票價格。

避免了跨國旅行,我自己沒有經歷過長時間的隔離,經歷過的親友也一向避談那段形同軟禁的日子,但想像一下,出關時應該有種恍如隔世的感覺吧?因為這兩年旅行的困難,我就聽說不少無法見到家人而造成的憾事。我大伯今年6月初過世,還好5月份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已解禁隔離等旅遊限制,在國外工作的堂姐、堂哥才能回到他身邊陪伴他度過人生最後的旅程。

「隔離」的英文Quarantine,源自威尼斯文「quarantena」,意思是「四十天」。當時,威尼斯把船舶和人員隔離四十天,作為與鼠疫相關的疾病預防措施。1348年至1359年間,黑死病消滅了大約三成的歐洲人口,以及相當大比例的亞洲人口。1377年的一份文件指出,在進入現代克羅地亞的杜布羅夫尼克(古代達爾馬提亞的城邦拉古薩)之前,入境者必須在一個行動受限制的地方(最初是附近的島嶼)度過三十天,等待黑死病會不會發作。1448年,威尼斯元老院將等待期延長至四十天,由此產生了這一詞。為期四十天的隔離是應對鼠疫爆發的有效方法。

隔離在歷史上並非僅限制封鎖黑死病及COVID-19,把可能染疫的人和健康的人分開,是自古以來人類處理未知疾病的方式。然而,把大量後來證實為健康的人們隔離,其中的人權和法治問題,並不是非黑即白。這本好書《隔離:封城防疫的歷史、現在與未來 》(UNTIL PROVEN SAFE: 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Quarantine)就要帶我們面對歷史、政治、社會、科技等等中的隔離。

在英文中,「quarantine」和「isolation」意思不同,前者指在不確定是否染疫的情況下進行的暫時隔離,後者則是避免確診者和外界接觸所進行的隔離。不過,中文似乎把兩者都稱作隔離,《隔離》中文版把前者譯為「隔離」或「檢疫」,後者譯作「隔絕」或「孤立」以示區分。如果是後者,因為確診而需要與健康的人隔絕避免傳染,在還受到良好照護的情況下爭議不大。但還不確定染疫與否就要與世隔絕,或禁止人與人的連結,在經濟、政治和法治上就可能受人非議。很不幸的,COVID-19就是一種還未出現症狀或無症狀就會傳染的疾病,要斬斷傳播鏈,只能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入境者和接觸者隔離。

隔離》作者傑夫.馬納夫(Geoff Manaugh)和妮可拉.特莉(Nicola Twilley)是美國作家、部落客,他們為了體驗各種古代的隔離設施,在疫情間也冒死繼續旅遊,為本書的寫作進行實地考察。他們追尋慈善家、素食主義者和監獄改革倡導人士約翰.霍華德(John Howard)的足跡,他於1785年開始調查地中海檢疫站或隔離醫院的人們狀況。

為了親自體驗隔離,霍華德冒死登上一艘被感染的船,幾個月後抵達威尼斯的新檢疫站(Lazzaretto Nuovo),在那裡他被短暫隔離在一個非常髒亂的房間,到處都是害蟲。 霍華德安然無恙地度過了他的隔離期。他後來提出良好的隔離設施所需基本要素,從充足的通風到公共宗教服務和富有同情心的關懷。這些在當時尚不存在。

霍華德的終點站是烏克蘭,在那裡他成功說服了可能感染斑疹傷寒的赫爾松(Kherson)居民,在霍華德本人死於該病前不久,搬到了聶伯河( Dnieper River)上後來被稱為隔離島(Quarantine island)的地方。

在英國倫敦,他們見識了集郵家丹尼斯.凡德維爾德 (Denis Vandervelde)的精心蒐藏,見證了傳染病大流行期間對郵件進行消毒的百年歷史。可能受污染的信件和包裹被放置在裝有香料和香草的木棺中一周,而其他處理方式包括用醋和煙熏處理,或在鐵柵上炙烤。有些處理方式讓信件變質難以閱讀。儘管蓋上「已處理」的戳記,百分之九十九的信件仍會被收件人直接付之一炬,因此遺留下來的,罕見到值得好好珍藏。

隔離也會被濫用。絕對的權力帶來絕對的腐敗,公權力趁機擴權做有罪推定而非符合法治精神的無罪推定,於是隔離被濫用助長了偏見和種族主義,被國家用來重新劃定有爭議的領土的邊界、被大企業掠奪礦產權,被極右派用來迫害移民。例如,澳洲利用防止疾病的藉口合理化白澳政策;美國也曾利用過公共衛生政策,試圖奪取舊金山華人的房產;在美國南方州,也曾利用防止疫情傳播為由限制黑人和婦女的自由。

隔離並不限於人類,動植物的檢疫其實比人的還常見。《隔離》提到一個特殊的例子是,為了保證我們未來還吃得到巧克力,可可樹常需要數年的隔離。馬納夫和特莉的眼光還突破地表,把觸角延伸到了外太空,探討地球人對外星生命汙染地球的恐懼,甚至不惜讓太空人與科學家們和外星汙染一起同歸於盡;另外,他們也對核汙染如何永久封閉在地下鹽層有詳細的描述,科學家為了不讓後代子孫去翻挖的心思創意,也讓人印象深刻,包括基改製造遇到輻射就會變色的貓咪等等。不過各種嘗試似乎只會讓人更好奇到想要當奪寶奇兵吧?

隔離》指出,隔離簡直就是焦慮的總和,對疫病和外來者的焦慮轉換成對自由生活喪失的焦慮。瘟疫蔓延時,宗教常常不但可能不是慰藉,反而是群聚感染的大本營。在疫情期間的靈性生活該如何自處?對我而言,疫情影響最顯著的也是需要減少宗教活動,例如避免需要群體進行的禪修活動等。《隔離》中提到,在中世紀的斯普利(Split),在一座俯瞰大海的塔上,牧師可以在那的講壇為被隔離在船上的水手進行露天、遠距離的彌撒。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底特律有牧師用塑膠水槍為信眾噴灑聖水。

COVID-19疫情逐漸退散後,可預期的報復性旅遊和消費,會讓航空旅行和全球貿易量不斷增加,使得病菌和病毒的傳播能力繼續加速。生態環境破壞也讓偏遠的野生動物,滲透到人類居所,產生能夠跨物種傳染的新興致命病原體。 面對未來對人類生命構成巨大威脅的傳染病流行,隔離無論多麼陳舊,仍將是有效的防禦手段之一,用於減緩傳染病傳播,讓我們有足夠時間開發疫苗或治療方法。

我們該如何面對未來可能出現的檢疫需求呢?《隔離》指出,其中一些檢疫措施,已經在COVID-19的應對中有效運用,例如社交距離、接觸追踪和傳染建模;在隔離場所內,需要更加關注管道網絡、通風系統和廢物處理;政府也需建立起公眾的信任,保證會為那些顧及公共利益而受影響的人們提供財政、法律和醫療支持,並鼓勵更大的個人責任感。

隔離人生沒人想過,這種犠牲小我的方式,是把雙面刃,無法簡單地以存廢論斷,值得在大確診的後疫情時代繼續深究!

※專欄內容為作家個人創作,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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