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周成林;筆訪/愛麗絲

「不依附建制的獨立作家靠自己的文字謀生,只依附恩客的獨立舞女靠自己的身體吃飯,我們是同類。」——《洞洞舞廳》

作家周成林的《洞洞舞廳》以親身考察為本,描寫中國社會底層的情色產業「砂舞」舞廳文化,從最初旁觀的第三者到個人親歷視角,第一手考察、描寫舞廳故事與人生,那是血淋淋的現實生活,更如時代剖面,與政治、歷史交織成在中國冠冕堂皇之外的地下社會。以下,是我們與作者周成林的跨海筆訪。

問:您開始去舞廳、書寫〈愛與希望的舞廳〉、到出版《洞洞舞廳》的起點是什麼?舞廳是您一直都想書寫的主題之一嗎?為什麼?

答:大約二零一七年底或二零一八年初,我還在給現已關閉的「騰訊大家」網站寫不定期的專欄。「大家」編輯部有一位編輯趙瓊,那時跟我聯繫最多,正好也是成都人,時常會就不同作者的寫作特點或長處約稿。她跟我說了好幾次成都的洞洞舞廳,建議我來寫一寫。當然,我很多年前也知道洞洞舞廳這回事,就像書裡所寫,在寫本書好幾年以前,還去看過一次,但也僅此而已,說不上有寫作的衝動。然而,這次有了編輯約稿,我想不妨一試,於是就此「墮落」,從二零一八年初開始,幾乎天天都去舞廳,有時一天要去下午和晚上兩次,過了幾個月,寫出了本書第一篇長文「愛與希望的舞廳」,發表在「騰訊大家」網站。

我寫舞廳的第一篇長文,其實還有很多素材沒有用上。記得當時為了寫這第一篇,我做了上萬字筆記,也就是每次去舞廳都會寫筆記,長短不一,有的從舞廳回來(也就是回到我住的便宜公寓樓「羅馬」)記在手機或電腦上,有的當場就記在手機上。這些素材,一是礙於中國媒體的審查不可能全部用在第一篇文章裡,二是限於文章篇幅也不可能如數採用。所以,我覺得就這麼浪費這些素材很可惜,也覺得洞洞舞廳這麼五花八門,我還需要深入瞭解,那麼,就繼續「墮落」繼續寫下去吧。

問:《洞洞舞廳》導讀中,作家盧郁佳提及過往風俗領域的書寫獨缺嫖客觀點,您認為這是為什麼呢?

答:嫖客觀點,即以中文書寫來說,文學作品其實不乏,古代近代的狎妓文人就不說了,現代文學的郁達夫、張愛玲等人都有這類視角的創作。一九二零年代到一九四零年代,鴛鴦蝴蝶派小說家(就是「禮拜六派」)也不乏嫖客觀點,如我讀過的張秋蟲、汪仲賢等人的通俗小說,有不少寫妓女寫舞女的章節。中文以外姑舉一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奈波爾年輕時也是嫖客,接受《紐約客》訪談自認不諱,並稱「感謝她們」。當然,你可以說,他們基本上是以小說的形式來寫,偏重虛構。

書寫風俗領域獨缺嫖客觀點,我想原因在於身為嫖客甚至「慣性嫖客」(你也可以叫他老嫖客,就像我寫到的舞女眼鏡胖妹那樣稱呼我),這類作家並非很多。即使有,囿於諸多因素,社會、道德、法律、家庭或宗教等,多數也不敢坦承自己做過嫖客,更不要說在虛構寫作的安全領域之外,用記錄的方式來寫自己的身體力行和觀察感受了。有趣的是,換一個角度看,有些並非職業寫作者的「慣性嫖客」,反而樂意書寫自己的「獵豔」經歷,但他們多數寫得很差。洞洞舞廳,也不是我第一個人從這個視角來寫。我手上有一本《砂舞回憶錄》,就是好些年前成都幾個舞廳常客寫的洞洞舞廳五花八門。這本書應該是這些人自費印製的,書店根本看不到,這在中國屬於未經官方許可的「非法出版物」。但我讀了一半就讀不下去了,不僅文筆粗糙,很多描寫也像成人小說,滿是白日夢式的意淫。若說它有什麼價值,可能也只能當做記錄洞洞舞廳的原始資料來看。

問:對您而言,舞廳裡最迷人的人、事、物分別是什麼呢?為什麼?

答:對我來說,願意聊天的舞女或舞客最迷人,尤其那類可以對你講個不停的人,幾乎不需要你花太大力氣撩起話題。我相信有些人是有這樣的「傾吐」慾望或習慣。遇到這樣的人,我總是盡可能建立比較穩定的聯繫,即使就那麼短暫的幾次萍水相逢,也就是說有些人,女的我每次見到都會跳幾曲,男的會聊幾句,主要聽他(她)聊。多聊幾次,你大概就能探聽到對方的一些情況。

舞廳裡形形色色的人際關係是我感興趣的事,譬如我寫到的「山大王的巢穴」這間破舊舞廳,總是有一個戴眼鏡的藹然長者,八十歲左右,每次都會給一個瘦高瘦臉的中年舞女包場。他倆多數時間坐在一起,甚至每次幾乎坐在同一個位置,也不怎麼說話,偶爾拉拉手,偶爾去跳幾曲(也許是砂幾曲)。去舞池跳舞的時候,多半老頭走在前面,女人像個溫順的妻子那樣跟在後面,不急不緩。我猜老頭的妻子應該去世了,來舞廳找個女人陪陪,可能是他不多的人生樂趣。

因為當局檢查時鬆時緊,舞廳的燈光變化和舞池設置,我覺得是最有意思的。燈光變化,我在書裡寫了不少。舞池設置(這裡說的,主要是書裡寫的跳砂舞的「深水區」),也能見出風聲究竟是緊還是不緊。我寫到的「毒氣室」這家地下室舞廳,後來就把舞池入口兩邊的磚牆拆掉,這樣一來,跳舞的人少了很多遮擋,加上燈光變亮,保安不停巡查,多數人跳舞時自然就收斂了。舞廳經營者為了求存,真是花盡心思。還有一家地下室舞廳,依照消防規定,在交際舞池和「深水區」之間築了一堵簡陋的防火磚牆,中間開了一道防火大鐵門,結果一舉兩得,在「深水區」跳舞的人,反而多了一層「防護」。

問:您擅長認人嗎?每回上舞廳,若遇上熟面孔您大多都會記得嗎?又是如何辨別的呢?眾多孃孃中,您對她們在書中的代稱代表最鮮明的第一印象嗎?或是如何決定代稱的呢?「周眼鏡」又是如何命名的呢?曾有人以此稱呼您嗎?

答:我的確擅長認人,舞廳的熟面孔,不管有沒有過交際,我幾乎都記得,似乎也不需要特意辨別。很多時候,我在大街上也能認出舞廳裡我有印象的男男女女,甚至一眼或從背影遠遠就認出他們;有些時候,街上遇到個別比較熟的舞女,我們甚至還會微笑點點頭,寒暄兩句。書裡寫的眾多孃孃,她們的代稱就是我對她們最鮮明的第一印象,主要來自她們的容貌、身形、口音和妝扮等特徵。

「周眼鏡」這個稱呼,是前幾年認識的一位朋友經常這麼叫我,因為我戴近視眼鏡。成都話,尤其庶民之間,市井交往,習慣這麼稱呼戴眼鏡的男性或女性,通常冠以姓氏,如張眼鏡王眼鏡李眼鏡。我覺得這個稱呼挺好,戲而不謔,平常,也很符合書中敘述者的舞客或嫖客身份,難道你讓舞女叫你老師不成?在舞廳裡,舞女當然不知道我的姓名和職業,但有的舞女攬客時,也會這麼叫我:「眼鏡,走嘛,去跳一曲嘛」。

問:在您浸淫洞洞舞廳的這兩年多來,為什麼選擇隱瞞自己的寫作者身份、寧願他們當您是舞客或嫖客呢?您認為您的真實身份會讓人們對您的態度、看法有哪些影響或改變嗎?為什麼?

答:首先,我更願意融入我要觀察和書寫的人群之中,尤其是寫這類很特殊的題材,不希望因為自己是作家而引起不必要的注意,更不喜歡擺出寫作者或採訪者的姿態,好像我是來體驗社會觀察生活,是來記錄甚至評判你們的。這是我最討厭的態度,就像我在自己另一本書裡所寫:「作家不必覺得自己與眾不同,更不應該自我膨脹。」

其次,洞洞舞廳是中國社會的「灰色地帶」,基本上不可以公開書寫。出沒其間的男女,包括舞廳經營者,各有隱衷和忌憚。如果你在舞廳說自己是寫作者,甚至逢人就說自己正在搜集寫作素材,這些男女會怎麼想:這會不會又是哪家媒體的記者前來暗訪想要曝光?我在舞廳的言行,要是讓這個作家或記者報導出來,會不會給我帶來什麼麻煩或後果?

我覺得不論舞女舞客,對方一旦知道你是作家或記者,他們的警覺提防,多半大過暢所欲言,極端情形下,說不定還會給你帶來意想不到的麻煩或敵意。有一次,我和舞女跳舞,因為什麼看了一下自己的手機,對方突然很警惕:「你是不是在攝像?」我當然沒有,是她過分緊張了。這幾年,我透過朋友認識的一位舞女,因為知道我是寫作者,而且在寫洞洞舞廳,好幾次都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跟我講:「你絕對不許寫我哈。你要是寫我,我就把你掐死。」我當然不擔心她真的會掐死我,但是為了信守承諾,我的確沒在這本書裡怎麼寫到她。

問:您覺得自己是擅長與陌生人聊天的嗎?在與孃孃、舞廳其他人聊天時,您認為他們為什麼願意將心事告訴您呢?在聽來的故事裡,您會認為是全然可信的嗎?為什麼?

答:我算不上是擅長跟陌生人聊天的人。在舞廳跟人聊天,而且他們願意聊,我想大概有兩個原因,一是前面提到的,有些人就是有「傾吐」的慾望或習慣,正好我遇到或找到這些人了,正好我也「心懷鬼胎」(為了寫作),樂意多聽。二是我可能讓他們覺得,這個眼鏡看上去不討厭,或不油膩,比較風趣,跟他聊幾句也挺好的。

至於這些人講的是不是都是心事,只有天曉得。有些舞女(並非所有舞女),可能想在跳舞時找些話說,家長里短,個人煩惱,舞廳生態,這樣兩個人摟在一起,不至於太過沉悶生疏;一旦聊開,客人說不定還會多跳幾曲多給點小費,畢竟不是所有人一上來就摸摸搞搞。還有一類,則是跳成老熟人的舞女和舞客,這類人一般中老年居多,據我觀察,他們坐在一起,真的就像老夫老妻在聊家常,還會聊到子女就學就業和生老病死的煩惱。

有些舞客到了舞廳,也會卸掉外面的偽裝或面具,某種程度上,大家就像一條船上的人,來這裡都知道自己是來做什麼。這些舞客一般會跟你聊聊「獵豔」心得,交流本地舞廳資訊,像我寫過的老舞客林彪大爺那樣的人,一坐下來就跟你合盤托出他的幾乎整個性愛生活,可遇不可求。

混跡舞廳兩年多,我不認為聽來的故事全然可信。這些故事真假混雜,無從對證。但是,只要不是太天真太愚蠢的人,完全可以憑藉直覺、觀察和常識來做大致的判斷。舞女恭維客人的話,泰半不可信,因為她對幾乎所有客人都這麼講。舞女哭窮賣慘的話,也不可盡信,信了你弄不好傾家蕩產。然而,也有比較實在的舞女,加之彼此印象不錯,雖然曉得你不可能對她出手大方,對你還是一如既往。舞女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慾,即使說點謊騙騙人,也不至於十惡不赦。再有,即使舞女的話讓你一聽就是天方夜譚,這也是舞廳生態的一部分,值得不動聲色地觀察記錄。

問:在〈跟舞廳的孃孃們繼續聊天〉中,您與一位「老熟人」聊天時提及,若您打電話給母親說自己去過舞廳,母親會讓您好好耍、好好耍、開心一點。您與父母間的關係是如何呢?您認為他們對您的影響有哪些呢?

答:我的這句話是在跟「老熟人」開玩笑。

我的父母在我讀小學時就已離異。父親一九九零年代末去世。他是一九五零年代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的畢業生,畢業後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後來發配內蒙古,淪為國營醫藥公司的文職幹部,一生鬱鬱,人到中年成了無可救藥的酒徒。關於他,我在自傳式的《愛與希望的小街》這本書裡寫了不少,包括寫到父子關係。父親對我最大影響,是他讓我對中外文學尤其中國古典的經史子集有了初步認知。

我母親還活著,她生在一個亦官亦商之家,我的外祖父大學讀的外交領事系,做過國民政府的省黨部書記長,後來目睹宦海黑暗棄官經商,但在中共建政之後不久就被押回老家,遭「翻身農民」亂棍打死棄屍河邊。所以,我母親這邊一大家子人的遭遇多半很慘,她上高中時就被學校批鬥,不能上大學,沒有好工作,一生都在社會底層掙扎,而且年輕時就得了嚴重的神經官能症,至今情緒時常失控。關於我母親還有我和她的關係,我在《愛與希望的小街》這本書裡也有寫到。

遺憾的是,《愛與希望的小街》只有經過審查刪減的簡體字版。我的一大願望,就是有一天可以有一個完整的版本,在台灣出一個正體字版,把刪減部分還原,再加上後來寫的一些篇章。

問:在〈最黑暗的地方〉中,有孃孃以大染缸形容舞廳,您認同這個說法嗎?為什麼?

答:舞廳是大染缸,社會何嘗不是?小舞廳只是大社會的縮微或折射,後者比起前者,未必就好到哪裡高尚到哪裡。或者可以這樣說,不管是走進還是走出舞廳,都是從一個染缸掉進另一個染缸。身體「被污染」,哪有靈魂「被污染」可怕。

問:即便經中國政府掃黑除惡、一鍵燈光等整治,您認為舞廳是否不可能完全滅除呢?您認為舞廳是社會上必然有的存在嗎?為什麼?您認為貪圖淫樂必然等同墮落嗎?為什麼?您認為風俗產業的除罪化在什麼樣的社會環境下是可行的呢?

答:不論是在哪裡,你能滅除人的慾望麼?即使哪一天,舞廳真的沒有了,或是我寫到的這類砂舞廳名存實亡(正像書中所寫,現在誰也無法排除這一可能),人的慾望還在,總是還有其它途徑可以滿足,人總是能為了自己的慾望費盡心機,多數人也總是能夠本能地適應最嚴苛的環境。舞廳的存在,跟當今中國社會上一切東西的存在一樣,沒有什麼必然不必然,它隨時可能消亡或被消亡,但是,你只是無法滅除人的慾望。

貪圖淫樂怎麼等同墮落?什麼程度才叫貪圖淫樂?舉個例子,身體健康而且性慾特別強的人,他(她)算不算貪圖淫樂?墮落的標準又是誰來釐定?墮落是否違法?這是人的本能,也是人生一大快樂,頂多在不同的人身上,「貪圖淫樂」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當然,「貪圖淫樂」不能損害別人,也不要危及自己的健康和性命。人的一生夠多煩擾和不確定的東西,應該及時行樂。

風俗產業的除罪化,我在書末引述了兩位英國性工作者撰寫的一本書《反抗的妓女們:為性工作者的權利而戰》(Revolting Prostitutes: The Fight for Sex Workers’Rights),主要講到紐西蘭和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的相關立法和善果。只有自由民主的開放社會,這樣的立法才能實現或有實現的可能。

問:您認為中國為何只傾向對外界傳播正能量?又為什麼在中國社會上,檢舉揭發是受到鼓勵的呢?

答:正能量是我很討厭的一個詞。正能量的反義詞就是負能量,恐懼、悲傷、痛苦、憤怒等等。這些負能量,難道就沒有積極作用?很多改變或巨變之所以催生,不管是國家還是個人層面,負能量都是關鍵觸媒,更不要說很多偉大的文學作品都是得益於負能量。身為寫作者,負能量或許更能激發我的創作靈感,喚醒我的寫作慾望。我更願意像俄國作家契訶夫所說:「作家的角色,就是真實地描繪某一情境,真實到……讀者再也無法迴避。」不管這個情境傳達的是正能量還是負能量。

比起正能量,普世價值這個詞,對我來說可能更有意義。什麼是普世價值?前一陣,烏克蘭希望盡快加入歐盟,但是大家都曉得,加入歐盟,你必須符合歐盟成員國的很多標準, 譬如法治、環境保護、政府廉潔、尊重人權等等,這些就是普世價值,你甚至可以說,這些才是真正的正能量。

檢舉揭發在社會上受到鼓勵,可讓人人自危、自保和自我審查,從前的東歐與蘇聯莫不如此。

問:若依照您在書中所寫對幸福的定義:「不單限於衣食起居生活無憂,更在於公民的言論自由、資訊自由等基本權利是否得以保障,更在於內心與精神是否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目前您覺得自己是幸福的嗎?未來您仍會想追求真正的幸福嗎?為什麼?

答:大概半個月前,我一口氣讀完了兩本書:Nikolaus Wachsmann 的《納粹集中營史》(A History of the Nazi Concentration Camps);以色列學者 Gideon Greif 編集的《無淚而泣》(We Wept Without Tears),那是奧斯維辛集中營毒氣室與火葬場猶太特別工作隊(Sonderkommando)倖存者的口述,讀來尤其精采(儘管我用「精采」這個詞,有人可能覺得欠妥)。

對於納粹集中營的大多數囚犯,特別是長年累月在毒氣室與火葬場搬運和焚燒成千上萬具屍體的猶太奴工,活一天算一天便是幸運(有意思的是,根據倖存者口述,不堪忍受自我了結的人並非多數,可見人真的什麼都能適應)。比起他們,我想我算幸福,衣食起居這類日常生活,雖然做不到無憂,內心與精神,雖不能免於恐懼,但目前還可依照自己的想法來寫點東西(當然無法在中國出版)。對一個寫作者來說,這難道不是幸福?這也是真正的幸福,儘管殘缺不全,隨時可能化為烏有。

我當然也會考慮未來:大概還有多少年可活?還能寫出什麼樣的作品?今生還有沒有可能離開中國,生活在一個內心與精神免於恐懼的地方?上述三點,尤其最後兩點彼此關聯。但願還有可能,但我現在不敢過於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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