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切面目全非的時刻，我們試著建築這場戰爭的臉孔——專訪《烏克蘭的不可能戰爭》作者劉致昕、攝影楊子磊

發表於 2022-09-192022-09-19By 愛麗絲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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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愛麗絲

「我們到華沙火車站的時候，眼見所有媒體都在拍，但子磊告訴我，他不要這個畫面。」2022 年俄烏戰爭爆發後，《報導者》副總編輯劉致昕、攝影楊子磊與團隊抵達烏克蘭與波蘭邊境。當時，華沙火車站睡滿烏克蘭難民，床墊散落一地。「那是令人心疼的。我們也知道以新聞畫面來說，這是最容易取得的素材，但這真的是人人都能拍的嗎？」

當烏克蘭人民因戰爭流離失所，暫時以車站為棲身之所、接受外界援助，卻等同被迫將自己的生活攤在公眾面前。劉致昕回憶，楊子磊曾在當地說過「難民是因為戰爭失去私領域、失去主體性的人。」這也是為何部分烏克蘭人拒絕成為難民——他們希望替自己保有最後一絲尊嚴。

劉致昕與楊子磊在採訪、攝影過程中特別留心的，正是對整場戰爭相關人事物的尊重，「逃難中的人若好不容易找到地方休息，可能不想被打擾，我們也不希望太過打擾、礙事。」身處邊境，劉致昕與楊子磊希望自己是記錄者、是戰爭下無聲人們的發聲管道，而不是追求流量便宜行事、帶給烏克蘭人二度傷害者。

所有戰地攝影都是反戰攝影，而攝影當下，如何拿捏是否按下快門？這是楊子磊採訪過程面臨的兩難，造訪接待烏克蘭難民的波蘭家庭時，他曾想以鏡頭記錄烏克蘭人們初來乍到，尚未重建起新的生活秩序的樣貌，「一面白色的牆，孩子剛擺上床頭邊的布偶，那樣的畫面意義是很深刻的。」但深知對方明確表達不希望被拍攝，楊子磊便選擇尊重當事人，畢竟這始終是整體團隊的最高原則。

「我們知道大家對『難民』可能腦海中有既定想像，但，難道我們該滿足大眾腦海中的畫面，用報導『難民』的方式來取材、記錄他們嗎？」劉致昕說，團隊在當地常反覆討論，「在現場該怎麼辦？」《報導者》團隊是台灣最早一批啟程抵達邊境的台灣記者之一，戰事爆發後的每一天，都籠罩著巨大無邊的不確定性，空氣中的情緒與張力幾乎吞噬當地，也感染了整個團隊。

「波蘭人非常害怕，那種害怕是，你不知道是不是下一秒，普丁的飛彈就打到你家來了。」Pure Luck ，是《報導者》團隊在當地見到的第一位波蘭人，談及戰爭說的第一個字，這份幸運，是這一次普丁的炸彈沒有瞄準波蘭境內。

「我們試著建築這場戰爭的臉孔」

「這是我們做過最多風險評估的一次採訪，有疫情、有戰爭。」劉致昕回憶，出發前團隊得先具備相關知識、接受軍事安全訓練，防彈背心、頭盔等裝備更是每日必備，加上三人份的確診藥物，而楊子磊過往曾採訪香港反送中運動，面對這樣高強度的採訪或許早有心理準備。

「我們的行李非常重，但仍要保持機動性，」三週採訪裡，是每日花費大量時間往返邊界數百公里，為了翔實紀錄，劉致昕、楊子磊更參與三場德國反戰抗爭，「我跟子磊說：『欸，他們抗爭不是定點，他們要遊行耶，』」劉致昕仍記得，當時楊子磊二話不說，便決定即使裝備笨重，他們仍須參與徒步遊行，「而且子磊不只是走，他還得在遊行隊伍前後跑動拍攝，」現在想來，劉致昕估計這或許是讓楊子磊在回國前病倒的原因，「畢竟在採訪現場時腎上腺素會噴發，幫助你撐完全程。」

《烏克蘭的不可能戰爭》的受訪者共七十多位，有一般民眾、學者、官員，來自烏克蘭、波蘭、德國、俄羅斯與白羅斯，劉致昕細數與受訪者聯繫過程，有的經社群媒體、人脈關係輾轉約訪，有的則是主動找上身上標明「Press From Taiwan」的他們。「戰爭是一個人和一個國家承受巨大壓迫，在那樣的情況下，人們想發聲的渴望是非常強烈的。」

《報導者》團隊想做的，無疑是透過翔實採訪，盡可能全面還原、記錄這場戰爭的樣貌，「當我們把現場第一手照片傳回台灣，同事就是我們第一群讀者，」劉致昕指出，或許不少人對戰爭的想像是烽火相連，但實際上畫面可能出乎意料。戰爭的真實樣貌，是那些照片捕捉的細節，是人們望向鏡頭、看向彼此的眼神。

「逃難隊伍中，小孩和大人的狀態是不太一樣的，」楊子磊說，孩子們很可能還搞不清楚這是怎麼回事，只是糊裡糊塗跟著大人們走，「他們的眼神，可能對一切都還充滿著好奇心。」戰爭是什麼？那不是歷史課本上的年份數字與勝敗紀錄，也不只是雙方敵對的漫天烽火，除了顛沛流離中孩子們天真無邪的目光，還有對我們習以為常的一切全數抹滅，那正是戰爭的縮影。

「可能是一個老太太拉著行李箱走過的聲響——她所有家當全在那個行李箱裡了，」劉致昕指出，戰爭無疑造成生活巨變，「那是擔心害怕，是一個家庭被迫分隔兩地，是你不知道在遠方擔任防衛隊的丈夫是否平安、什麼時候歸來，是年幼的孩子必須看著手機視訊，和父親對話。」另一方面，劉致昕也曾讀到俄羅斯獨立媒體採訪俄羅斯軍人的報導，從對立面的視角來看，是原本說好的「長程商務旅行」，突然穿越邊境、配發武器，眼見軍中長官犯下不人道的罪行，他們痛苦卻無能為力。

這就是戰爭的真實樣態。

「我們試著建築這場戰爭的臉孔，」在一切面目全非的時刻，《報導者》團隊希望傳遞戰事下的複雜故事，「譬如波蘭接納烏克蘭難民，這並不是純粹陽光的一件事，」大量湧入的難民，可能促使波蘭公民意識集結，卻也把一向不信任西方盟友與歐盟的波蘭右翼政府推上對抗俄羅斯極權的前線，西方各國是否該對獨裁民粹政黨的作為既往不咎？波蘭國內是否將因此重新青睞過往支持度逐漸下滑的政府？「這不是黑白二分的世界，而是像光譜般，有許多不同程度的色彩。」戰線如利刃，剖開曾被擱置、刻意遺忘的錯綜複雜，攤在陽光下。

德國受能源箝制，是殘酷的一堂課（a brutal lesson）

《報導者》團隊在當地三個多禮拜中，總緊跟戰事發展調整採訪腳步，「一切發生得太快，我們也擔心來不來得及約到人？約到的受訪者是否願意坦誠相告？」劉致昕特別感謝此次願意受訪的三位德國議員，在短時間內答應受訪、並誠懇道出德國為何誤入普丁劇本，如今承受能源箝制的兩難。

回溯歷史，1969 年西德社民黨領袖布蘭特（Willy Brandt）提出「交流以促變」作為東進政策方針，與蘇聯打好關係，成為推進兩德統一關鍵。在外交解密檔案中，更證實西德曾以阻止北約東擴，交換俄羅斯支持兩德統一。當美國決定出兵伊拉克、與反戰德國意見相左時，普丁趁勢以優渥能源交易條件拉攏德國，讓德俄間的經濟互賴，成為德美夥伴關係的替代方案。

自此，德國對俄羅斯能源依賴逐漸加深，即便普丁逐漸顯露擴張野心，進軍喬治亞、併吞克里米亞，德國仍未改變其政策。2021 年 9 月，連結俄羅斯與德國的北溪二號天然氣管線完工準備啟用，而此刻德國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程度已高達 55%。

「這是太過天真，還是他們的包袱？或者，他們就是認為經濟優先於一切，德國必須靠強勢經濟輾壓其他歐元區？」劉致昕剖析德國名列世界上第四大、歐洲最大經濟體，為什麼會一步步誤入普丁安排妥當的劇本？又怎麼會長年低於北約會員國軍事預算標準、離軍事如此遙遠？「也許這關乎到二戰後，德國的自我認同是怎麼建立的。」

「和平，只屬於做好戰爭準備的人。（Sī vīs pācem, parā bellum，意指 If you want peace, prepare for war）」

這是德國議員威爾許（Klaus-Peter Willsch）受訪時提及的拉丁諺語，而「殘酷的一堂課」（a brutal lesson）更是三位德國受訪議員反覆提到的詞彙，也是德國在俄烏戰爭爆發後，遲來的感知。

劉致昕坦言，台灣人也許看到「烏克蘭」就覺得遙不可及、有距離感，但事實上，相同情況離我們幾乎近在咫尺。極權者步步為營，對方早身陷囹圄卻不自知，當戰爭發動時，則可能遭連根拔起。

「要理解自己擁有什麼可能更難。」

那麼，民主必定優於極權嗎？劉致昕笑而不答，倒先說起一位俄羅斯母親的故事。

安菲婭（化名）曾經歷蘇聯時代，藉努力讀書改善處境，而她確實也憑一己之力，成為任職國家級研究單位的資深學者。然而，眼見普丁三度連任，安菲婭開始將三個孩子送出國，替俄羅斯可能重回極權統治做準備。俄烏戰爭開打後，安菲婭便離開家鄉，投靠在柏林的兒子。

「聽到戰爭開打的那刻，安菲婭與同事們就這麼哭了半小時，止不住的淚水，是因為身為知識份子，他們期待俄羅斯走向進步、強盛，而這一切都被極權領導者給硬生生逆轉了。」劉致昕指出，安菲婭清楚開戰代表的是什麼，不只是生靈塗炭、極權緊縮，還有俄羅斯立即修改的洗腦式課綱，由上到下，只准餵養同一套歷史價值觀。

「要說極權與民主哪個好？我們必須先釐清自己要什麼、擁有什麼。」劉致昕出生於台灣解嚴的民國 76 年，坦言自己若不是因為踏入新聞產業，經由採訪報導、閱讀脈絡，很可能根本不知道之前的人付出多少努力，才讓自己擁有今天看似理所當然的民主自由。「很多時候，理解自己擁有什麼可能更難，畢竟如果生活沒有太大變化，從未失去過的我們，甚至可能永遠不知道那些所代表的意義。」

劉致昕曾說自己小時候「彷彿內心有個小警總」，認為政治是敏感議題，是立場相異時習慣避而不談的默契，「國中帶跟時事相關的書到校，還會被老師責罵。」直到進入外牆留有二二八事件彈孔的雄中，校內自由開放、鼓勵閱讀討論的風氣，讓過往對政治時事的敬而遠之逐漸煙消雲散，而看到新聞系出身的人們，能論述清楚的呈現事實，除了讓劉致昕「覺得好帥」，也讓他投身新聞媒體，探索真相。

2021 年出版的《真相製造》，集結劉致昕自 2016 年起，橫跨八國的採訪實錄，梳理網路與社群媒體的發展，如何成為助長極權主義的溫床；在真假難辨的資訊洪流中，我們又該怎麼讓自己更接近真相一些？而曾幾何時，媒體所代表的意義，竟變得模稜兩可。

「媒體的意義是什麼，要回答這件事就關乎人們對媒體的仰賴與期待。」身處戰爭帶來的荒謬與無力，劉致昕再次感受到媒體的重要與渺小。對照烏克蘭自 2014 年起，持續對抗俄羅斯的資訊操弄，劉致昕不斷帶入台灣換位思考——若不曾培養深具底蘊的記者，若發生相同情況，我們怎麼能期待台灣媒體有堪用的記者呢？而若戰爭發生在台灣，「世界是不是過了半年也就慢慢淡忘了？國際間真的願意放棄中國嗎？還是時間一久，又開始和中國做生意呢？」劉致昕坦言像這樣的心中反覆叩問，是採訪過程最痛苦的一部份，卻也是無法迴避的命題。

若談及最想做的報導主題，劉致昕笑稱自己肯定是邊緣人性格作祟，「最想做的就是那些沒有人想做的題目。」探索真相的觸角，最希望的是觸及不為外人所知的地帶，譬如《報導者》〈綁債．黑工．留學陷阱：失控的高教技職國際招生〉、〈揭開台柬詐騙產業鏈下的吃人陷阱〉等揭發眾多議題的系列報導。

「我最想做的喔，想休息啊。」提及最想拍攝的主題，楊子磊看似真誠，卻馬上被劉致昕看穿，「才怪，他都說只要在現場就不累啊，最近就在拍坤輿掩埋場，」彷彿只要在採訪現場，腎上腺素就會幫助他們支撐下去——或者更正確地說，是內心的原則與堅持讓他們持續不輟，以文字與鏡頭，重建不該被忘卻的臉孔，保留不應被抹滅的時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