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舉手】讀《她》──第三人稱的第三人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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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舉手】讀《她》──第三人稱的第三人稱

文/曾友俞

胡晴舫的書早被我買齊放在書櫃上,但它們從不生灰,因為就像上癮一般會一直地想去翻閱,但又總覺得許多書還沒看,太偏愛她的著作總是有點失衡,但難免地還是會手賤打開了第一頁於是接連翻到末尾。雖然總覺得想要每個階段每個階段的閱讀一本她的著作,也趁隙在這之間去體會不同的文風與吸收不同的知識,但是裡頭的文字就像會吸人的目光一般,牢牢實實地讓雙眼盯著頁面,就像本書《》一般,每篇不長,約莫三四頁之譜,然而總共有五十一個故事,五十一個女性,而這共構出了《》的樣貌⋯⋯了嗎?

〈莫妮卡〉是印度六歲女孩的名字,賣著孔雀羽毛就如同在印度會見及的那些纏人的兒童,作者放下心防與她交換了名字,但當另一個更年幼的孩子前來黏附時莫妮卡卻把她給喝斥;〈瑪莉亞〉是從馬尼拉來到香港,而雖然同樣都擁擠著但對她來說香港卻是「熱鬧」,在蘭桂坊遇上法國男人懷孕結婚生子後,她不再是馬尼拉人,超市購物也能插在菲律賓外傭之前置若罔聞任何言語,「那些人不過是低等動物。我可不想浪費時間在她們後面排隊。我的時間比她們的時間來得寶貴多了。」;〈買東西〉中用衣服來記憶生活中所有事物包括識人、失戀與父喪的女人;〈美女〉中憤世嫉俗著自身姣好條件卻成為無法與世上另一半的人(男性)作正常(朋友)交往的詛咒;〈小女孩〉中故作可愛的32歲女子到令人嫌惡的程度,但卻在遇上約會強暴後一夜長大;〈大小姐〉中頤指氣使的高知識份子女性,卻仍依從在萬年博士生的先生生命之下,還為他生了三個孩子夫唱婦隨;〈馬尼拉女律師〉說:「男人似乎永遠不用為自己的魅力操心,如果他們有事業又有魅力,是雙重成就;如果他們有事業卻沒魅力,也無所謂,別人總是能原諒他的邋遢粗俗。⋯⋯女人有事業還是得要有魅力,因為沒有了魅力,妳就不是個女人;即,妳什麼都不是,因為女人的一切都建構在她的性別上。」;〈性福〉中拿到獎學金的鈴子卻是拼命地交男友,因為家裡指定的結婚對象是她所不喜,而在日本的傳統中女性進入家庭就是保守的系統了,只剩下丈夫與孩子以及一週少數的性高潮,所以性能力變得非常重要,而這也是她與母親的約定,

只要能找到包括性方面的各樣優越於指定對象,那就能不成該婚約;〈愛的真諦〉中被丈夫拳打腳踢只因被怪罪不知道他愛吃飯,卻仍微笑著把這當作理所然的女人;〈丈夫的腳印〉與〈印度新娘〉中正好表現了著名的印度文化中對於性別的不同待遇,女性掛上有腳形的黃金鍊代表的是活在丈夫的腳下,而他們卻甘之如飴,而無法自由戀愛卻是要相親得來,卻連愛情不愛情都不重要,而只是可行不可行、家人的意見為主;〈泡在酒精裡的革命〉中速寫一個北方女子有著豪邁的氣魄,但在描述中卻也不脫被男性凝視著的現實,「她雷電一般的眼神,掃射四周,被掃過的中國男人個個神情膽怯,卻也又明顯流露著慾望。她是他們不理解又亟欲染指的一種女人。」;〈女總裁〉中像是做白日夢般的少女開著公司印著寫總裁的名片,但卻是個註定失敗的遐想;〈老闆娘〉中的印度女人,兼顧著家事與事業,因為婚姻不得不學習的察言觀色成為事業上人事管理的才能,先生也讚許著、體諒著亞洲女性的辛勞,「⋯⋯我是從我太太身上得知,新一代的亞洲女性其實活得非常辛苦,她們夾在新舊不同的兩代價值之間,企圖讓所有人滿意,結果是自己疲累不堪。但是,我覺得,也因此,女人比男人成長更快。」看來卻令人唏噓;〈流亡女詩人〉中感嘆著89後逃離中國,被質問何仍在波士頓喝著紅酒高談闊落卻說是為了丈夫、為了愛,拋棄了祖國、土地與人民,都是為了愛;〈外遇〉中與小五歲情人偷情的女人,卻也不願與丈夫分手,這可不是自私,而是不願意證明愛情的存在,畢竟捨其一就證明另一者才是最終,這是種消極否認愛情存在的表態了;〈中國的新臉孔〉說著深圳經濟特區吸引了許多人前往想一圓各種夢,而女人也不例外,但她們則是盡力地讓自己的面龐可以吸引到大富大商,而使得自己有碩大的胸脯、西方的眼眸與高挺的鼻樑;〈曼谷的第一世界〉女子則彰顯了胡晴舫在《旅人》一書所提到的那種解離感,在鄉土卻沒有歸屬感,就如同本篇的在波士頓長大卻是曼谷人返家卻覺得故鄉是波士頓城

無論是西方或是東方,又或者是東方中不是那麼「狹義」的東方,例如我們都會認為東方人矮矮小小黃皮膚,但那不過是我們自身的「偏見」,畢竟中東也是有面孔深邃或是南亞也有著皮膚深褐的人,這些都是「東方人」,但顯見地不論是在任何樣式的劃分中,西方也有「更」西方,東方當然也有「更」東方的。但誰來劃定呢?當然是掌握話語權(力)的人。所以書名取做「她」除了在描寫女性之外,也帶有「他者」(the others)的意義在,終究是個第三人稱,而且我們難以或忘的是即便又如6歲孩童的莫妮卡的這個「她」,也有她的「她」,第三人稱的第三人稱,所以她貶斥了比她晚到、年幼的另一個小乞丐,我們終究再做出我與非我的劃分。

而除此之外,我們也能看到在不同階級、時間、地點、年齡、文化的女性,都是潛在、顯在受囚著的,他們或許受制於整個社會或是父母,例如受到婚約的驅使而拼命的找性伴侶,又或者是自願地成為奴隸,因為這樣才是個好女人。這樣跨文化以及城市的描寫更可以感受得到這種壓迫的「普世性」,當父權壓迫被否認時這些現象就成為難以解釋的「異例」,然而對於那些既得利益的父權擁護者來說,他們永不會選擇進行「典範轉移」到一個新的性別平權觀點來看見這些問題,畢竟,何苦呢?

不過最重要的還是胡晴舫的寫作,篇幅可以總是不長,文字也沒那麼艱深冷硬,但卻總是傳遞出無限的餘韻,諸如不經意出現的男性凝視,又或者在短篇中人物的簡單對白卻充分彰顯出了不自覺的支配觀念,胡好像置身於事外地在查看這些世事,但她卻是置身於事內地觀察、紀錄並且再現了這些現實。我並非否定直接上接式的社運改革,但有趣的是有時候文學的方式或許會比強硬地實踐更能讓人發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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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晴舫說:

  1. 文化,就是我們的溝通工具──專訪胡晴舫
  2. 秘密有個別名,稱作新聞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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