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也找不到像《紅樓夢》這樣令人備感困惑的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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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也找不到像《紅樓夢》這樣令人備感困惑的書了

文/周慶華

說部中,恐怕再也找不到像《紅樓夢》這樣令人備感困惑的書了。不但五個書名一開始就摶成了一道煙幕,還有從頭到尾所敘事件盡在真實和虛幻間直讓人莫明所以;而更弔詭的是第一回明說「作者自云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也」,到了最後一回(第一二?回)卻翻成「原來是敷衍荒唐!不但作者抄者不知,並閱者也不知;不過游戲筆墨,陶情適性而已」。面對這種撲朔迷離的文章,誰能不為它所眩惑?

從已有的文獻看來,雖然坦承有類似困惑的人不多,但就大家極力在為《紅樓夢》辯駁些什麼一端推測,要說大家沒有這種感受也很難。這在近代轉變成對《紅樓夢》作者的探索和爭論。因為從《紅樓夢》本書難以窺知它的旨意,藉著作者的生平事蹟(包含創作動機),也許可以相互印證而理出一些頭緒來。然而,當各人對作者「各有所見」時,一場爭論勢必也免除不了了。

一九二一年,胡適發表〈紅樓夢考證〉一文,「正式」揭開《紅樓夢》作者的爭端。胡適從王夢阮、蔡元培等索隱派手中暫時「搶」回《紅樓夢》的作者權,但彼此的歧見並沒有消除;蔡元培他們仍然相信《紅樓夢》是一部政治小說(仇清悼明),而胡適也依舊堅持《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傳。這兩種主張都後繼有人,而且也都各自在「加深拓廣」前行者的見解。

在兩派爭論不休當中,我們發現曹雪芹已經變成他們一個沈重的包袱。考證派為了維護曹雪芹的作者地位,不僅窮盡力氣搜尋內外證據以為取信,還不時調整策略以應付來自各方的質疑。因此,當自傳說不足以「圓說」時,就有他傳說(以曹雪芹叔父脂硯齋為模型)、合傳說(以曹家史實及曹雪芹個人經驗為藍本)等出來彌補,始終不肯放掉曹雪芹一人。這在吳世昌的《紅樓夢探源》、趙岡《紅樓夢新探》等書中,可以看出一斑。

至於索隱派,也不輕鬆。他們一方面要力辯《紅樓夢》將「真事隱去」的特性,以證明該書不是曹雪芹的自敘傳;另一方面還要設法安排曹雪芹的「出路」(或說曹雪芹寫作《紅樓夢》在影射當朝,或說曹雪芹僅參與《紅樓夢》的整理刪改工作),甚至廣蒐反證跟考證派打起「筆仗」,也是繞著曹雪芹一人在打轉。這從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到趙同的《紅樓猜夢》,到潘重規的《紅樓夢新解》,都是如此。

更有趣的是,斟酌索隱、考證兩派而別樹一幟的評論派,也不能「忘懷」於曹雪芹。當他們要說《紅樓夢》是一部「反映封建社會的階級鬥爭」或「創造了一個理想世界(大觀園)」的鉅著時,仍然緊抱著曹雪芹不放(把成果歸諸曹雪芹)。像李希凡的《曹雪芹和他的紅樓夢》、俞平伯的〈紅樓夢八十回校本序言〉、宋淇的〈論大觀園〉、余英時的《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等,都不能「免俗」。顯然近人在討論《紅樓夢》一書時,已經有很深重的「曹雪芹情結」。

這個情結,在很大成分上是根源閱讀時的挫折感,而跟大家所可能想到的為爭取對《紅樓夢》的發言權沒有什麼關聯。也因為《紅樓夢》傳達給人的訊息曖昧隱微,不容易理解,而曹雪芹在原書(第一、一二?回)、脂評、友朋文集中又屢次被提到跟《紅樓夢》的關係,以至論者就近取為代替自己說話,而「掩飾」了原先內在的困惑。只是他們沒有意識到,攬進一個曹雪芹不但沒有讓他們更好理解《紅樓夢》,反而「掣肘」更多(每有旁人提出一個反證,自己的信心就要減低一分),最後不免流於無謂的「作者攻防戰」,而錯失了開拓《紅樓夢》詮釋境域的機會。

本文摘自《文學圖繪》,原篇名為〈古今一夢盡荒唐──從曹雪芹的歸屬談《紅樓夢》的詮釋〉,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