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它扛在肩膀上的時候，你才能感受到歷史的重量」──專訪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館長藍士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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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客
文／犁客
「很多人會覺得：都過七十七年了，我們為什麼還要記得『二二八』？」藍士博說，「或者說：這個事件對我們還有什麼意義？」
二二八事件發生在1947年，政府與民間的衝突在當年5月中旬大致結束，但後續違反自由與人權的白色恐怖時期持續了超過三十年；台灣上個世紀八零年代之後的民主化運動及近年討論的轉型正義，都與二二八有關。
「我唸研究所時曾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當工讀生，」當年到紀念館打工的藍士博，現在已經成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第一個非二二八家屬身分的執行長，2024年也接任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的館長，「從十幾年前辦『共生音樂節』時，我們就認真在想該怎麼讓歷史與年輕世代產生連結；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目標。紀念館展覽是個比較單向性的傳播，但我們一開始就認為它應該是個雙向的、甚至多向性的、互相的交流，是個保持彈性的空間。」
也就是說，藍士博認為紀念館並不只是個靜態、被動等待大家自己來參觀的場域，還是個可以主動出擊的基地。
歷史的重量
「開始思考紀念館能怎麼發揮的時候，」藍士博說，「我們注意到兩件事情，一是事件，二是館──二二八是台灣歷史轉型正義的重要事件，而二二八紀念館做為一個現代性、重生殖民性的地理空間，本身的意涵就是豐富的。」
藍士博學生時代讀到的第一本二二八相關作品，是戴國煇的《愛憎二．二八》，那時他覺得這應該是個很重要的事情，但卻沒有太多相關資訊；接著他和學長意外參與了一次與二二八相關的策展工作，因而被當時的基金會執行長找去規劃校園活動。「再後來的接觸就是共生音樂節了，籌劃的時候，執行長幫我們和很多長輩溝通，說應該讓年輕人試試看。」
一如自己從一個「關心這個題目的人」變成「參與者」再變成「主事者」的經歷，藍士博認為，要讓二二八事件與年輕世代產生連結，重點並不是去告訴年輕人這事件有什麼意義，而是讓年輕世代去找到意義。「我們希望年輕人來紀念館不是『learning』、學習什麼東西，而是『create』、創造一個東西，例如為二二八畫一幅畫、寫篇文章，透過創作的過程去理解這件事情為什麼和你有關。例如我們出版的《奔赴的青春》和《二二八．「物」的呢喃》，就幾乎可以視為青年世代書寫二二八的一個集成。」
「你把它扛在肩膀上的時候，你才能感受到歷史的重量，」藍士博說，「如果那個歷史的重量只是擺在那裡的話，你是不會感受它的，你也不會感受到它與你之間的關係。」
電子化
事實上，除了年輕世代，台灣更需要本土教育的，是戰後黨國教育最成熟、現在約莫六十歲左右的這群人；他們還在教育現場、充滿學習力的時候，台灣仍在戒嚴時期，待到解嚴的時候，他們已經離開學校了。
「我們要把做電子化的原因，不只是要和網路世代連結，也是為了這群人，」藍士博解釋，「基金會累積了很多研究材料、出版了很多書，可是因為出版週期的關係，這些作品在市面上已經很難找到了。我們計劃把大約六十本左右的作品全部電子化，做成電子書，這樣才能擺脫時間和空間的限制。」
電子化的另一個好處是，「我們和韓國、歐洲等國家合作時，可以讓對方很方便地取得這些作品，甚至例如移居美國的台灣第二代、第三代，想要認識台灣、認識二二八，都可以藉由數位出版來獲得資訊。」
「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首批電子化的書籍包括英、日、韓文及繁體中文的紀念館介紹手冊，內容就談了二二八事件，研討會論文集，前述兩本青年視角的文集，以及一本口述史。「對讀者而言，人民的聲音感受是最直接的，所以我們選擇《濁水溪畔二二八》這本口述史先電子化。」藍士博說，「我覺得口述歷史是最容易閱讀、感受性最強的東西，我們其實也一直很希望未來可以讓更多口述歷史電子化。」
小歷史
口述史突顯了一個許多人回顧歷史時容易忽略的面向。「對抗威權時我們用接近『大歷史』的角度在講二二八，不過二二八其實是很多個人『小歷史』匯集成的，當時被捲入的人可能也不是自願的。」藍士博說，「沒有搞清楚這一點，可能會覺得它是『藍綠惡鬥』中間被拿出來講的，但事實上它是很多人的人生，其中有些家族血脈就在其中消失了。口述史能讓大家了解當時個人的生活細節和社會狀況，每個人的特色會突顯出來。」
歷史事件是由人組成的。每個不同的個體、有意或無意之間的決定，都會或多或少影響群體；回頭觀察、把這樣的軌跡稱為「歷史」，必須清楚它並不是個一睜眼就開始、一閉眼就完結電視節目，而是持續的、與每個人都有關的存在。
「二二八其實是每個關心台灣的人都不可能跳過的題目，因為它是決定台灣人集體意識或集體命運選擇的、關鍵的轉捩點。」藍士博說，「定期舉辦展覽、書籍電子化都是我們持續推動的計劃，重點是希望讓每個人都體認到：這件事的確和我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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