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位被國家拒絕的頂尖文學獎得主
每年11月是文學獎旺季,歐洲的兩頂小說獎桂冠──法國龔固爾獎(Prix Goncourt)與英國布克獎(Booker Prize)──已分別於4日、12日揭曉,美國的國家圖書獎(National Book Awards)則在20日一口氣放榜五位得主(小說、非小說、詩歌、翻譯文學、青少年文學),真是漪歟盛哉,美不勝收。
龔固爾獎是三者之中最資深的獎項,自1903年頒發至今已是第一百二十二屆,連兩次大戰的連天烽火都無法讓它中斷,雖然獎金只有象徵性的一張十歐元支票(布克獎與國家圖書獎各為五萬英鎊、一萬美元),但位望崇隆,號稱是法國六大文學獎之首,而且得獎作品往往會成為暢銷書。以2020年的得主為例,埃爾韋.勒.泰利耶(Hervé Le Tellier)的驚悚小說《異常》(L’Anomalie)出版不到九個月就賣出一百萬本,至今被迻譯為四十五種語言(包括中文)。
然而今年以《天堂處女》(Houris)摘下桂冠的卡梅.答悟得(Kamel Daoud)就有點尷尬,他當然是以法文寫作,目前也定居法國,但他是在北非的阿爾及利亞土生土長,因此寫下一項歷史記錄:龔固爾獎創立以來第一位阿爾及利亞裔得主,而且在龔固爾學院(Académie Goncourt)十位委員第一輪投票中就以六票勝出。順帶一提,答悟得曾於2019年11月走訪台灣,在台北的信鴿法國書店舉行講座,暢談他的散文集《吞吃女人的畫家》(Le peintre dévorant la femme)。
照理說,答悟得的鄉親父老應該與有榮焉、普天同慶才對,但實際情況卻是相關報導在阿爾及利亞媒體銷聲匿跡,《天堂處女》至今沒有阿爾及利亞經銷商,更別說阿拉伯文譯本;出版商伽里瑪(Éditions Gallimard)在今年阿爾及爾國際書展(Algiers International Book Fair.)吃了閉門羹。簡而言之,備受肯定的《天堂處女》在阿爾及利亞是一本禁書(但據說黑市不難買到),尷尬之情堪比2010年劉曉波為中國贏得諾貝爾和平獎。
《天堂處女》的主角是一位阿爾及利亞年輕美髮師奧布(Aube,意為「黎明」),她幼年遭遇戰禍,眼睜睜看著全家人被伊斯蘭主義游擊隊屠殺,自己則幾乎被割斷喉嚨,留下無法消除的疤痕(形狀有如一道微笑)。雖然倖存,但她的聲帶被摧毀,終身瘖啞。她仍然夢想找到自己的聲音,後來她懷孕了,於是和子宮裡的女兒展開一場對話。
「我是最真實的痕跡,最強烈的線索,見證阿爾及利亞那十年人們經歷的一切。我隱藏了一整場戰爭的歷史,在我還是孩童時就銘記在我的肌膚上。」
阿爾及利亞、十年、戰爭,答悟得與《天堂處女》成為禁忌的原因呼之欲出:1990年代的阿爾及利亞內戰,史稱「黑暗十年」(La décennie noire)。
1992年1月阿爾及利亞舉行國會大選第二輪決選,伊斯蘭主義政黨「伊斯蘭拯救陣線」(FIS)勝券在握,但軍方悍然發動政變、沒收選舉、禁絕FIS並逮捕數千名成員。伊斯蘭主義游擊隊揭竿而起,內戰隨即爆發,一打就是十年,2002年2月才以游擊隊領導人祖阿布里(Antar Zouabri)陣亡畫下句點。
這場內戰造成十五萬至二十萬人死亡,游擊隊與政府軍都是滿手血腥,都犯下戰爭罪行,慘烈的程度直逼1954年至1962年的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黑暗十年」名不虛傳。換言之,阿爾及利亞人自相殘殺的能耐與決心,不在反抗殖民宗主國(法國)統治之下。
龔固爾學院如此評價《天堂處女》:「抒情性與悲劇性分庭抗禮,為阿爾及利亞那段黑暗時期的苦難賦予聲音——尤其是女性的聲音。這部小說顯示了文學如何憑藉著診斷現實狀態的高度自由與情感的濃烈醞釀,與一個民族的歷史敘事並行不悖,開出另一條記憶的道路。」
然而許多人——尤其是掌權者——在面對不堪回首的歷史時,寧可抹滅敘事、阻絕回憶。2005年阿爾及利亞政府透過公投通過《和平與國家和解憲章》(Charter for Peace and National Reconciliation),嚴禁「將國家悲劇的創傷工具化」,連寫作也可能觸法。因此答悟得如果今日人在阿爾及利亞,除了作品遭禁之外,恐怕還難逃牢獄之災。
答悟得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訪問時說,阿爾及利亞的作法讓內戰題材成為寫作的禁忌,「我十四歲的女兒不相信我告訴她的事,因為學校課程不曾講授內戰⋯⋯我從原稿刪除了一些最可怕的場景,不是因為不真實,而是因為人們無法置信。」
其實也不過是二、三十年前的事。現年五十四歲的答悟得對內戰有親身體驗,1994年戰火熾烈之際,他在阿國北部大城瓦赫蘭(Oran)法語的《瓦赫蘭日報》(Le Quotidien d’Oran)擔任記者,工作重點就是報導戰事、點算屍體,「你發展出一套例行公事:回來,寫作、買醉。」
後來答悟得先是轉型為專欄作家,再跨足文學創作,第一部小說《異鄉人:翻案調查》(Meursault, contre-enquête)脫胎自卡繆(Albert Camus,生於殖民地時期的阿爾及利亞)的《異鄉人》(L’Étranger),2013年一出版就大獲好評,先後榮獲法蘭索瓦・莫里亞克獎(Prix François-Mauriac)、五大洲法語文學獎(Prix des cinq continents de la francophonie)、龔固爾首部小說獎(Prix Goncourt du premier roman)。
然而他關於宗教、歷史、政治、社會、阿爾及利亞與法國關係的立場既不見容於阿爾及利亞的伊斯蘭主義者,也與獨裁政權漸行漸遠,不時因文賈禍,招惹死亡威脅。他對德國2015─2016年跨年夜北非裔與阿拉伯裔男子大規模性侵事件的評論,更是引發強烈的迴響與爭議(他向來關注女性議題)。支持者肯定他的文學天分與成就,仇視者批判他是國家或伊斯蘭教的叛徒。
2020年,答悟得終於下定決心,移居(自我放逐)巴黎,至少可以專心創作,《天堂處女》就是一份漂亮的成績單。他告訴BBC:「法國給予我寫作的自由,它是作家的避難所。想要寫作,你需要三件事:一張桌子、一把椅子、一個國家。如今,我三者俱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