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可以解決少子化和女性困境，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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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安
有些人支持商業代理孕母合法化，認為這除了舒緩少子化，也能改善女人的處境，這種人可能會說：「就算你認為代理孕母這工作很不划算，但是若一個人選擇當代理孕母，代表對他來說這是更好的選項，你難道連這選項也要剝奪掉嗎？」
如果這說法顯得很合理，那是因為有些細節沒討論到。例如，這說法把代理孕母描述成改善女人困境的解決方案之一，現代女人在求職方面確實有困境，然而，這困境並不是他們無法合法擔任代理孕母來賺錢，而是：
- 許多職業道路因為制度、器物和刻板印象形成的歧視，而幾乎不對他們開啟。
- 就算女人能加入某些領域，也往往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 那些看起來由女性主導的職業位子，也多半帶有照護、養育這類再生產特性，並且在該行業裡並不握有什麼決策權力，例如空服員和護理師。
我相信真的存在一些合作愉快的代理孕母案例，但若整體來看，在這種情況下，到底是代理孕母可望改善女人的處境，或者其實是反過來，因為女人在職業方面的好選擇太少，所以才會有夠多人願意當代理孕母，還真不好說。
回顧歷史，傳統社會在公領域建立對女性不利的規章、禁忌和歧視，讓女人無法唸書、做生意、做工、當官，只好待在私領域生養小孩。而給定社會歧視女性的現況，我們現在考慮的代理孕母方案，也可預期會在類似條件的影響下，讓一些女人只好懷孕生小孩。生養小孩當然可以是很珍貴的體驗，也可以形成美好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幫別人懷孕生小孩也一樣，但若這些經歷是別無選擇的結果，那就不能一概而論。
剝削
這也是為什麼有些人會指控說，代理孕母這工作整體而言是在剝削女人。粗略來說，當我剝削你，代表我在一個交易中不但佔你便宜，而且還到了有道德疑慮的程度。在比較古典的版本裡，馬克思就指控資本家剝削勞工：資本家擁有生產工具，所以勞工沒得選擇，只好以低於生產價值的薪資持續工作，然後讓資本家把「剩餘價值」收進口袋。
在《來問問哲學家》裡，美國哲學家奧拉索夫（Ian Olasov）主張，我們可以借用羅爾斯的「無知之幕」來從反面理解剝削。若一個交易是剝削，代表這交易不公平，那怎樣的交易才公平呢？我們可以想像：
- 關於此交易的所有相關資訊，買賣雙方都有充分掌握，包括商品的性質、市場上其他類似商品的價值、賣方的動機、買方的需求等等。
- 只有一個關鍵資訊被「無知之幕」遮蔽：雙方都不知道自己是誰，他們不知道自己是買家和賣家當中的哪一方。
- 要等到交易完成，無知之幕揭開，他們才知道自己的身份。
奧拉索夫指出，若在這種情況之下，你我一致同意進行交易，就代表即便你其實是賣方，你也打從心底認為：就算站在買方的立場，這依然是可接受的交易。
《來問問哲學家》的作者和哲學系同事在紐約街頭擺攤，跟路人討論哲學問題，然後將部分內容集結成這本書。書裡有許多有趣的問題和有啟發性的見解，我很喜歡！
雖然真實世界並沒有無知之幕可用，但你可以回想那些雙方皆大歡喜的好交易，它們共同的特性應該就是：不管你是交換的哪一邊，都會認為這是好選擇。雖然新自由主義右派可能不太喜歡這裡談剝削和公平的方式，但這種「雙贏」精神，其實也寫在對於交易的古典看法裡：若在資訊開放、沒有脅迫也沒有壟斷的情況下，兩個人達成了交易，這代表不管站在哪個人的立場，他都有從交易得到好處。
當然，就算你能假設自己在交易上是另一方，若你沒有過懷孕經驗，也沒做過相關研究，大概也無法合理評估要給多少報酬你才願意經歷一次懷孕生產。我們可以看出，在代理孕母議題上，奧拉索夫的方案在實務上的難關，剛好也是它有啟發性之處：這方案要用於衡量代理孕母，會需要人對懷孕的經驗和代價有正確認識，而人們（特別是我們男人）對此所知甚少。
另一個考量則是前面提到的那些，跟歧視相關的「背景因素」。同樣考慮要不要接受某份工作，若求職者缺乏其他選項，那眼前的選項就會顯得更好。若這樣的處境並不是個案，也就是說，你會因為僅僅身為特定族群的一份子（原住民族、來台灣找工作的越南人、講話有台語口音的人、女人），就更不容易獲得某些機會，因此更容易接受別人眼裡看起來不盡理想的條件。
當某些族群成為工具
正是因此，我認為就算代理孕母能舒緩少子化，也不是處理這問題的正當方案。因為，如同女人的求職困境並不來自少了「代理孕母」這選項，少子化的關鍵原因，也不是因為國家不允許合法代孕。
不管你對少子化和代理孕母看法如何，應該都會同意：代理孕母合法化之後，少子化能得到舒緩。然而，若這件事情之所以成立，是因為許多職業歧視女性，所以許多女人會因為別無選擇而去當代理孕母，那麼，社會為了舒緩少子化而將代理孕母合法化，表示社會正在把女性族群當成工具，利用他們的困境來舒緩社會問題。
在我看來，這反而也說明了，為什麼我們會遇上少子化問題。在各種調查裡，現代人不願意生小孩的常見近因不外乎是經濟和居住壓力、對小孩的生活前景不看好等等。簡單說，現代人不願意生小孩，因為我們認為自己資源匱乏無法照顧小孩、不覺得自己在這個社會算是活得很開心，並且也擔心小孩誕生之後會跟自己一樣。考慮這些顧慮，少子化的病灶正是社會讓人陷入困境，而若我們把代理孕母當成舒緩少子化的手段，正顯示了我們不介意利用人的困境來迫使人成為工具。
少子化的問題，在我看來，終究是「對我們來說，這個世界值不值得生活？值不值得讓小孩誕生來生活？」的問題。如果說，代理孕母合法化雖然給受到就業歧視的女人增加了選項，但並沒有讓這個世界變得對他們來說更值得生活一些，那我會認為這個方案並不算是真的回應了少子化的問題。
※感謝石貿元和黃丹竹給本文初稿的諮詢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