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是整個社會的問題，還是罪犯個人的問題？

右派喜歡讓個人擔責任，左派喜歡讓社會擔責任。例如，右派傾向於減少社會福利並支持嚴刑峻法，因為若你落入貧窮或淪為罪犯，那是你的問題，你不夠努力、意志不夠堅定，或者太貪婪；左派則認為，基於背景和處境，人往往受到自己無法改變的因素影響，無法真正自由的做出行動，因此無法為行動負全責。這類左派看法，散見於當代自由主義哲學家如羅爾斯和德沃金的作品裡。

自由主義者之外，社群主義哲學家桑德爾也強調結構對人的影響，在《成功的反思》裡，他甚至主張「抽籤上大學」，認為不該讓那些競爭成功的學生誤認為：能夠考上知名學府，完全是自己的本事，與運氣無關。桑德爾指出，「我的成功是我努力，你的失敗是你偷懶」這類將責任歸於個人的看法會造成循環：若掌握社會權力的成功人士多半認為自己的成功全然是自己的功勞，與背景和運氣無關，那麼他們就會支持更嚴酷競爭的環境，這些環境對缺乏背景和運氣的人更不利，而它們篩選出來的下一代成功者，會更擁抱「每個人都該為自己負責，不能怪環境」的這種「狼性」。

自由主義：運氣不是實力的一部分

這種「狼性」發展方向與桑德爾互斥，也跟前述自由主義者互斥。對一些人來說，自由競爭最公平，想要什麼大家憑本事掙。然而，在最近幾十年一種相當主流的政治哲學自由主義看法裡，所謂的「公平社會」，指的並不是完全開放競爭的社會，而是在競爭之餘，盡量消弭「人無法改變的因素」的影響的社會。照德沃金的說法，公平的社會應該「敏於志向，鈍於稟賦」（ambition-sensitive, endowment-insensitive）：社會地位和資源的分配，應該取決於人們的選擇，而不是他們的運氣（家世、族群、性別與性傾向、基因配置等等）。這些哲學見解的具體化，就是各種社會福利和多元措施：

國民教育，避免你因為家裡請不起老師而落入劣勢。
國家語言法將所有台灣固有族群語言（包括台灣手語）列為國家語言，避免你因為不講（不支持）國語而落入劣勢。
全民健保和公家醫療，避免你因為看不起私人醫生、帶衰獲得重大傷病而落入劣勢。
政府在育嬰相關政策用心思，避免人僅僅因為身為女性，就得在育嬰上負擔更多。
無障礙環境與通用設計，避免人因為先天或後天的運氣不佳而落入劣勢。
同性婚姻，避免人因為性傾向而落入劣勢。

面對犯罪，基於同樣的顧慮，自由主義者也可能傾向於改變社會結構而非嚴刑峻法。假設原生家庭的狀況（貧窮、家暴、怠於教育）跟某類型犯罪有顯著相關，那很顯然一個人犯罪與否，一部分並不取決於他的選擇，而是取決於他無法改變的因素。照上述自由主義看法，一個公平的社會應該盡量消弭運氣帶來的影響，而照務實看法，如果只要避免小孩在貧窮、家暴的環境成長，並且保證他受到良好教育，就能減少犯罪，那再划算不過。更何況，這些事情本來就是一個負責任的社會該做的，不是嗎？

這也是為什麼，比起右派，持有這類看法的左派自由主義者更不支持死刑。若平均來說出身越差的人越容易犯下死罪，那麼對自由主義者來說，最有可能的解釋就是社會不夠公平，因為社會不公平而讓政府致人於死，這無法令人接受。（另一更務實的理由，則如法國前法務部長巴丹岱爾所說，比起無期徒刑，並無證據顯示死刑更能嚇阻犯罪）

把責任歸咎於社會，是因為人性本善嗎？

左派喜歡把責任歸咎於社會而非個人，這並非所有人都同意。在《知識分子為何犯錯》的第六章，法國作家菲圖西（Samuel Fitoussi）就花了一些篇幅說明他對這種思路的看法。照菲圖西的看法，左派慣於將責任歸咎於社會，是因為左派對於社會結構的效果和人的天性有特定看法，與右派不同。菲圖西如此描述左右派的看法：

左派：「如果人性本善，是社會使人敗壞墮落，那麼知識分子的責任就是幫我們擺脫這些有害影響」
右派：「如果人是一種不完美的動物，人的陰影面得透過我們的文明來疏導，那麼任何變革就應該審慎為之」

菲圖西抱持保守主義，他認為左派知識分子太看得起自己，以為自己對於社會結構的改造計畫，會對人類帶來比現況更好的效果。誰的改造（或不改造）計畫比較好，可以實證得知，不過我在這想提出另一論點，那就是照菲圖西的描述，左右派對社會結構的效果和人的天性的看法，在純粹事實上其實沒衝突：它們都主張結構會影響人的行為。給定這個預設，菲圖西的結論就顯得有些怪異了：

若某些人性不良善之處能被現在的結構疏導，因此不會形成壞行為，那顯示結構有效，不需要改變。
若某些人性不良善之處不能被現在的結構疏導，因此形成壞行為，那顯示個體有問題，結構不需要（像左派主張的那樣）改變。

照書中其他段落，作者認為人類文明演進而來的結構減少了很多邪惡苦難，並且他也肯定此演進。但他似乎認為「現在的結構就是最終版本了」：如果還有什麼問題，那就是個體的問題，不會是結構的問題。就算菲圖西沒有正面陳述「結構已經不需要改變」這樣的看法，他主張將邪惡苦難歸咎於個人，也已經在結果上擁抱這個主張。

現在是最好的時代，也是⋯⋯
沒有也是，就醬

左派認為到了今年社會依然需要特定改革，菲圖西身為右派認為不需要。這裡的問題在於是菲圖西幾乎不可能是對的，理由很簡單：你怎麼可能剛好出生在結構調整到最優、不需要再改進的那個時代？運氣也太好了吧！

「我出生之前黑人受到欺壓，我出生後黑人已經有充分人權，而現在黑人人權已經太超過，開始逆向歧視，欺壓白人」
「然後，女人、亞洲人、同性戀的人權發展也都類似」

只有兩個選項，哪個比較可能為真，我覺得相當明顯：

這時代真的是結構發展到最優的時代。
菲圖西只是把他習慣的時代理解成結構最優的時代。

你可以想像，給定人類歷史上任何時間和任何地點，當地的保守派作家都可以照菲圖西的說法寫一個捍衛當時主流價值觀的說法，隨便舉例：

十九世紀美國保守派

「在我出生之前，黑奴缺乏管教、社會秩序混亂。在我出生後，種族隔離的秩序已經建立，黑人得到文明教化和遮風避雨的庇護。而現在那些廢奴主義者和北方左派，居然要求給黑人投票權和完整公民權，這顯示白人已經受到逆向歧視」

「然後，女人和原住民的人權發展也都類似。過去女人安分於家庭，現在竟然開始要求財產權和投票權，我們必須正視這對家庭價值帶來的威脅」

清朝中國保守派

「我出生之前，確實有太平天國之流毀壞三綱五常。在我出生之後，國家秩序已經回穩。但現在竟然有梁啟超之徒倡導剪辮和忤逆皇權，簡直道德淪喪」

《銀河便車指南》作者 Douglas Adams 用這個三原則描述人類對科技的態度，在這裡也適用於保守派對政治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