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遙想那時,1925年,西洋文學史最燦爛的一年……
編譯/陳慧敏
在當代西洋文學史捲軸上,哪一年最美好燦爛?美國短篇小說作家和書評家齊亞巴塔里(Jane Ciabattari)點名 1925 年!為什麼?
這一年,海明威初出茅廬之作《我們的時代》,以簡潔的文字和深刻意涵,驚豔文壇,與他亦敵亦友的費茲傑羅,推出《大亨小傳》,深刻描繪美國一次世界大戰後,紙醉金迷的社會;而女權主義先驅吳爾芙,也在這一年推出意識流鉅著《戴洛維夫人》等。
齊亞巴塔里評選最美好文學年的文章,雖著墨美國社會,帶著美國觀點,但卻發表在英國 BBC 文化網,十分耐人尋味。
她指出,評選的方法,一開始是先確定該年度有指標性的著作,接著評估這些作品的影響力,是否持續捲動讀者,並用難忘的方式去探索人生的難題與喜悅,最後,看這一年是帶來文學形式、內容或體裁的創新,並改變文學版圖。
她認為,西洋文學史美好的一年,還有 1862 年、1899 年和 1950 年。只不過,比較之下,1925 年堪稱是文學史最閃亮耀眼的一年,因為這一年作品,深深影響 1990 年代晚期的文學創作,迄今仍能引發年輕讀者的心中共鳴。
她指出,1925 年是獨特的一年,殘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已落幕,人們被稱為失落的一代,當時的文學,緊密與社會現實互動,這些作品不僅充滿原創性,且具有革命性,建立現代概念。
現代主義文學逐漸抬頭
吳爾芙在《戴洛維夫人》是現代主義小說的里程碑,讓寫實主義者和自然主義者的外在世界,讓位給現代主義者的「我」,描寫故事主人翁達洛維夫人準備派對的一天生活細節,而派對進行時,城市一隅的退休軍人史密斯自盡,她如此運用意識流的敘事,是前所未有的表達方式。
另一位運用意識流手法的是女作家斯泰因(Gertrude Stein),她在這一年出版《The Making of Americans》(暫譯:美國人的形成),當時有些書評家無法忍受這本作品,認為後半部過於重複與龐雜無序。然而,這本書被認為是後現代主義的前身,而且經常使用「現在進行式」,與音韻性強的文字,也是一大突破。
斯泰因除了作品之外,她在 1903 年移居巴黎之後,開設週六文化沙龍,在文化圈擁有影響力,沙龍常客包括海明威、費茲傑羅、劉易斯(Sinclaire Lewis)、詩人龐德(Ezra Pound)、小說家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以及藝術家畢卡索、馬諦斯等。
齊亞巴塔里認為,斯泰因的文字實驗,影響了海明威的簡潔文風。海明威在 1925 年出版《我們的時代》,用自傳文體,寫下尼克(Nick Adams)的故事,文字精簡直白,但字裡行間卻充滿象徵意涵。
齊亞巴塔里認為,1925 年在文學史上之所以重要,就是因為當時的作品,能夠和現實生活產生互動和對話。
百花齊放美國夢
1920 年代是美國的咆哮年代,社會充滿蓬勃向上的朝氣,人人心中都有美國夢。在 1925 年,由學者洛克(Alain Locke)編著的選集《The New Negro》(暫譯:新黑人運動)也在此時發行,拉開哈林文藝復興序幕,非裔作家在文學、藝術等各方面的成就,帶來一波新黑人文化運動。
以美國紐約哈林區為核心的哈林文藝復興運動,其中健將包括:詩人庫倫(Countee Cullen)、詩人、劇作家和小說家修斯(Langston Hughes)、民俗學家和作家赫斯頓(Zora Neale Hurston)、麥克凱伊(Claude McKay)、圖默(Jean Toomer)等。
《紐約客》週刊也在當年由羅斯(Harold Ross)夫婦創刊,這是一份革命性的刊物,有「城中話題」專欄,以簡練幽默文筆,描繪紐約都會生活的日常事件,也是重量級短篇小說發表的園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