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宣瑋

臺灣人何時「察覺」到自己與其他人(中國大陸、日本、韓國)不一樣?臺灣人何時發現自己與共同活在島上的同胞是「一家人」?「我們」究竟從何而來?臺灣大學臺文所教授蘇碩斌在「殖民地與現代性系列講座第五講:我們三百六十萬臺灣人──日治時期的活字印刷與民族想像」講座中,由民族主義理論著手,帶領讀者一同了解「臺灣人如何認識自己」的歷程。

講座一開場,臺大臺文所黃美娥教授就笑稱蘇碩斌是個漂泊者,拿的是社會學博士,做的是文化研究,不過又不是單純的文化議題,跟政治議題走得比較近,現在雖然待在臺文所,但不做文學,反而處理歷史課題,聽說近來又跑去研究媒體理論;「真是個鬼才」。但黃美娥也感嘆,做理論的人真的很少,做得好的人又更少,因為這樣,才看重蘇碩斌的長才,聘請他到臺文所來,與同儕彼此腦力激盪。

蘇碩斌指出,理論是看世界的藍圖,賦予歷史多重的迷人色彩。而他自己之所以對日治臺灣的本土民族主義燃起興趣,是源於 1980 年代由歐美學界發起的「現代建構論」(modernism-constructionism)論戰。在這場論戰以前,界定、了解民族(如中國人、日本人)的方式,多從血緣、宗教、繼承傳統的方式探討,這種方式被稱為原生本質論(primordialism-essentialism)。

臺灣大學臺文所教授蘇碩斌。Photo/林宣瑋

臺灣大學臺文所教授蘇碩斌。Photo/林宣瑋

然而,原生本質論雖然言之成理,但卻無法回答民族內部為何會有政權分裂、抗拒傳統的問題。為了解釋以上問題,民族主義大師班納狄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九○年代末期,在《想像的共同體》一書中,提出了民族主義的「現代建構論」。

現代建構論認為「民族」的誕生,是現代國家建立後的新興產物,並非原生本質的純粹自然,而是後天政治文化的刻意為之。以往的學者認為,先有了民族主義,才有了民族國家。因此英法百年戰爭是由於英國人和法國人知道「自己本就不同」,所以才打了起來,打著打著,便確立了自己的國家邊界。現代建構論認為先有了民族國家,才有了民族主義。因此生活在東南亞的印尼人、馬來西亞人、新加坡人之所以知道彼此的不同,是來自於國家所賦予他們的身份。

臺灣民族意識何時出現?

不過,臺灣的民族主義,又與其他民族主義不太一樣,是產生於日本殖民時代,先是意識到自己和殖民國日本人的不同,然後才逐漸發展自己的主體意識。

蘇碩斌認為,在清代臺灣,並沒有所謂的臺灣民族意識。當時的臺灣人與中國人之間是毫無分隔的,就算有,也只是省籍的不同。1895 年雖然出現臺灣民主國,但照號召者丘逢甲的話,如此處置也只是權宜之計,純粹是政治目的,避免臺灣落入日人之手。之後雖然有許多的武裝抗日暴動,但都沒有成為獨立民族的政治訴求。

就算到 1915 年余清芳所領導的噍吧哖抗日事件,從余清芳稱自己的國家是「大明慈悲國」來看,也都在中國亂賊稱帝的脈絡之下。

但是,情況在 1920 年代之後開始有了轉變。日治時代臺灣島內充斥著大量的刊物,這很符合安德森所認為的民族主義構成要件:印刷資本主義。

蘇碩斌引用沙特的文學理論,認為作者在寫作時就已經設定了讀者是誰,行文方式也會跟隨讀者而變化。「每一篇文章都有個訴說的對象。」知識份子在日治時代於島內出版的刊物,就是要說給同樣在島內的臺灣人聽的。於此同時,閱讀同樣刊物的臺灣人,也想像著自己的同胞有哪些人。而刊物的大量發行,也意味著刊物會迎合市場的需求,當越來越多人認同這個身份,也就宣告著一個嶄新的民族主義蔚然誕生。

媒體、傳播的影響力

蘇碩斌也認為,光就刊物的書寫、傳播、影響,就很值得大書特書。他近來鑽研傳播理論的研究,特別喜歡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對媒介(media)的研究。媒介其實有三個意思,一個是中介物(透過誰來說話,例如古老的薩滿巫、靈媒)、一個是實體的物品(可以看得到的東西,像是報紙、電影),也還有資本主義組織的意義(像是美國人如何透過意識形態動員自己的人民參與越戰)。雖然傳播理論看起來很無趣,但卻深深地影響我們的思考判斷,以及:影響我們認識、知道我們是誰、來自何方。

Photo from Flickr CC by Nisa y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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