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新科學手法寫小說，有機會得到比福爾摩斯更大的突破──島田莊司訪臺十個問答（上）

現場口譯／張東君
整理／林宣瑋、何宛芳

趁著噶瑪蘭‧島田莊司推理小說獎頒獎的機會，日前島田莊司特別來臺與讀者進行面對面互動，並針對各大大學推理社團及推理作家、評論家的提問，進行完整的解答，以下是當日十題問答的完整記錄：

1. 對於自己的所有作品，最喜歡或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部？（提問者：中國醫藥大學推研社）

我在臺灣最早出版的作品是《占星術殺人事件》，我在中國大陸第一部作品應該也是《占星術殺人事件》。不管是在越南、泰國，還是 9 月 15 日在英國出版的第一本著作，都是《占星術殺人事件》。

一切皆源自《占星術殺人事件》

因為《占星術殺人事件》，讓我開始在臺灣出版作品，也讓我有機會到中國出版，也因為出版這本書，我在臺灣才會有之後的島田莊司展與島田莊司推理小說獎。這些契機，都是因為臺灣皇冠出版社出版了《占星術殺人事件》。

也因為這是我的出道作品，而且大家對它的印象比較深，所以之後不管有什麼作品，都會被大家拿來跟占星術做比較。有一陣子我還想忘掉《占星術殺人事件》這本書。可是因為它的確幫我推開亞洲推理小說世界的大門，因此這還是我非常喜歡的作品，也是我非常感謝的一部作品。

2. 從本格（御手洗）、警探寫實（吉敷竹史系列）、新御手洗、多目的型本格到二十一世紀本格的風格轉型，所受的影響是什麼？（提問者：臺灣大學推研社）

我創作上的轉折與改變，是被一些理由影響的。

在《占星術殺人事件》出版之際，還有松本清張的束縛，或者說在那個時代，你如果不是寫像松本清張這樣的社會寫實派，你的作品就不可能出版。我的出道作品就是那個時候出現的。出版社那時候有個河童小說書系（カッパ・ノベルス，KAPPA NOVELS），編輯跟我說，如果沒有辦法寫社會派，那麼書就沒有辦法出版，沒辦法賣得很好。

在社會派裡面，沒有辦法讓名偵探出現，能夠負責辦案的只有刑警，所以我就跟那個河童小說書系的編輯一起思考，誕生了吉敷竹史的系列。

吉敷竹史系列成功，躍升一線作家

雖然我沒有想靠小說賺錢，可是吉敷竹史系列的確賣得非常好，正如河童小說書系編輯的期待。雖然吉敷竹史系列裡，有很多跟旅行有關，但我並不是故意寫旅行、鐵道有關的類型小說，只是剛好寫一寫就變成如此。

有人認為我是特意想寫鐵道旅行，才去寫吉敷竹史，但事實並非如此。

這可說是我的第一次轉型與改變；因為吉敷竹史系列，讓我變成一線作家，得以有機會和讀者交流。接下來當然有比較小的轉折，像是認識、介紹綾辻行人，或是幫忙、推薦新進作家等，但這些都是比較小的轉折。

雖然在當時都會有些批判、反對的聲音，但我現在還是覺得那是對的事情。舉例來說，如果當時我沒支持綾辻行人的話，那麼就不會出現後來的新本格派，本格派推理小說也不會延續到現在。所以我還是覺得當時的決定是對的。

二十一世紀本格推理，是順著科學發展的自然產物

二十一世紀本格推理的出現就是自然而然的發展流程，反應了當今世界的發展、科學的發展。講到這裡，就要把就從推理小說的歷史開始，很快地描述一遍。

本格推理最開始的起點，是 1841 年由愛倫坡（Edgar Allan Poe）寫的《莫爾格街殺人事件》（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這一點現在已經沒有異議。那接下來有福爾摩斯系列，他的背景是十九世紀中期，科學技術的發展開始抬頭，因此作品被認為是展現出科學演進的小說型態。

以前有一些簡單的問題只有教會才能回答，像是太陽是靠什麼燃燒才可以燒得那麼久；或是物體為什麼會往地上掉。可是，當十九世紀中期科學開始發展，這些就變成由科學家以科學實驗或證據，來對照或回答這些問題。這些科學性的手法其實也可用在犯罪上面。

在從前，只要有人犯罪，警察可以只靠自己的直覺，就把犯人抓回來逼供、拷打，來讓犯人認罪。但其實，蘇格蘭場警察相當反對這樣的作法，他們之後就靠著科學方法，找指紋、血液、證據，並以這些佐證來找出犯人；開始以科學的手法來辦案。

接著，為了要監視警察不會對犯人做嚴刑逼供等不人道情事，也誕生了人民陪審員制度，由陪審員來監視警察。

當時有很多作家對於這種新型的辦案、科學手法非常讚嘆，就把它們寫進小說裡，並且塑造了一些名偵探。舉例來說，《莫爾格街殺人事件》的警察，並不會隱瞞線索，或把現場撿到的東西藏起來、不給市民知道。他也是把所有線索都開放給一般市民看，然後大家很公平地在有限的線索內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