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ek之真是個顯而易見的圈套】你們不回答，我會很受傷

博客來發佈年度報告，比較有趣的資訊是料理書上揚三成多，其餘只想翻個白眼。還記得 2012 年的金石堂書店圖書報告嗎？那大概是近年分析得相對有趣的一份出版報告，除提出「動盪，需以故事棲身安頓」的摘要句外，也舉出諸多單書細講[¹]。反觀今年著色本與 Peter Su 何以賣翻，實在需要更詳盡的分析，出版通路如果連這都講不出個所以然，只是坐實「噢反正我是第一大通路，看排行榜自己動再說故事（！）就好」的印象。探索新類型的風險由出版社承擔，對全社會的聲量卻不知道在大聲什麼的，此之謂通路為王。

著色本熱銷倒是再次凸顯把這些「圖書」統統放在一個銷售榜上的荒謬。著色跟閱讀全然不是同一件事，就讀取順序這樣基本的事情來看，後者的讀取順序是線性，前者是塊狀的範圍[²]，遑論著色本給出的意義與「療效」是在著色過程中產生，我拿 4B 鉛筆反覆劃重點卻多半無助理解[³]。反之，閱讀 Peter Su 跟 Paris Shih 恐怕很有親近性，他們都是階級偶像，至於有人用什麼「格言式寫作」概括前者，未免太低估其顏值，還同時辱及釋證嚴和尼采。格言通常要能測度某種實在，不論是倫理或知識的實在，反之讀者從 Peter Su 那裡得著的是無條件的寬諒，這在（日文漢字的）「人間」是稀罕的，至少 300 元買不到。

著色與閱讀竟能共列一榜，紛繁的閱讀實作同一爐冶，然後哭枵（khàu-iau）誰不讀書了，亦是奇觀。就此現形還原之功，不得不感謝著色本與 Peter Su。這種紆尊降貴、實強示弱的姿態，跟龍應台式「你們不回答，我會很受傷」教學法如出一轍，都把責任推諉給相對不具備象徵資本的人群，搪塞本地社會認識自己的要求。台灣媒體上的文化菁英很好當，不是嗎？

千禧年時（15 年前）有人請托多羅夫選出過去千年的好書，他說「一千年這樣的時段漫長得沒意義」[⁴]。的確，就像面對不同球場與洞次選擇適當的高爾夫球桿，觀察時段剪裁得太長或太短都會不著頭緒。地方的出版需要不同時間尺度的報告。許多文化現象以年為單位並不妥當，譬如，怎麼可能獨 2012 年「需以故事棲身安頓」，又如 2014 年所謂 318 佔領運動帶動社科書籍，如今看來，對出版業本身的激勵可能大於對消費者──當時銷量猛進讓出版社願意多冒風險，但這塊閱讀人口並未壯實太肥。

今年讀的書，童偉格的《童話故事》和張亦絢的《永別書》給我最深刻的印象。《永別書》的敘事我一讀就上鉤，總期待下句話又要從情感糾結纏錯處繅出差異，分辨的眼力銳利得嚇人。書裡一段話，幾位臉友傳抄，大意是人生諸般努力，用文字、金錢、名望、修行等試圖改寫自我的歷史，成果即便渾然天成到，像面具的一張臉，比起面具還是很難得知那張臉的真相。那是因為面具代表某個類型，但臉即便相似如家族或曖昧如兔鴨，卻總是一種個體性質。在這個主題上，或許可以說《童話故事》嘗試從言說的方式（discursive）煉成理解他人生活的探針，所以書名「童話」（「童偉格說」）在前而「故事」其次[⁵]。童偉格在第一篇〈序篇：失蹤的港〉就討論了背後的理路。

〈序〉文的主導概念是「在場」，所謂「承襲一種世間之途以自然終老」，由此開展兩個對比的主題，即童年（混淆）與死亡（道別與哀悼），作者安排的導遊是北印地安奧格拉拉蘇族人黑糜鹿（Heȟáka Sápa）。童偉格將多組對比概念編入敘事，其中最重要的是獨特性／代表性。有鄉土之人自可在各種引用與演作裡全面展露自己的特點，無需憂心別人誤認其表演為「某個群體的代表」，譬如 1886 年參加表演團巡迴演出祭儀的黑糜鹿，即便 4 年前降臨他身上的靈視在族人間何等殊異，觀眾只會當他是「印第安巫士」。

童偉格安排敘事中的「他」引用黑糜鹿的故事自傷技藝。讀者已能辨識「他」講故事那一句裡兩、三個微微的頷首與欠身，「他」卻不能不擔心自己被當成某種類型作者，每每「招喚了屬於他的獨門幻術」[⁶]代表「生命的巨大苦難與夭折」，不論那苦難與夭折屬於北台灣礦業鎮落居民，還是城市裡生活如壁癌的年輕人──論者懶得指明時暱稱為「童偉格世界」也挺體面。有鄉土之人每說一事益發完整，自知鄉土消逝太快的「他」打從18歲初寫作起就不得不察覺，自己是在營造「在場」，伸縮想像，琢磨技藝，寫作同時遮掩營造工事，是對「虛構」失去信心的開端。

註釋

1. 當然這摘要句本身也跡近廢話，只是在當年文學跟輕小說成長的脈絡下有些談資。↩
2. 速讀訓練一次看一塊，不過意義仍然是線性地組織起來。↩
3. 呃，或許有助於催眠自己「我找到重點了」，當然更頻繁的狀況是「快劃！不然別人以為我們沒看到重點！」。↩
4. Todorov, Tzvetan. 2003[2000]. Hope and Memory: Reflections o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1. London: Atlantic Books.↩
5. 2015 年夏季號的《橋》所收兩篇評論都沒有提到類似觀點。張耀仁的短評不得其法。這篇據說刊載於 2014 年 2 月《印刻文學生活誌》的文章，談友誼的最後幾段還行，前面「因為永恆回歸，所以一切傷害，即將降臨的與已經降臨的，皆療癒」之類的「宣稱」，恐怕只能當成「詠嘆調」，披著尼采、德勒茲等作者的術語，呼喚文青埋單。↩
6. 而許多人也用類似的詞彙和意象談論駱以軍、董啟章、伊格言等，彷彿對現代小說的反思若有交集處，反而變成稀釋各自特色的書腰文案。倘若只寫在書腰上就罷了，有時你也能在論文或學院人寫的非學術論文中讀到類似的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