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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生於打狗鹽埕,胸無大痣。一不小心這世人就太浸淫讀書,跟諸事諸物不免隔閡了些,離人群稍遠,偶爾也會後悔。與朋友合著《擊落導彈的方法》。

博客來發佈年度報告,比較有趣的資訊是料理書上揚三成多,其餘只想翻個白眼。還記得 2012 年的金石堂書店圖書報告嗎?那大概是近年分析得相對有趣的一份出版報告,除提出「動盪,需以故事棲身安頓」的摘要句外,也舉出諸多單書細講[1]。反觀今年著色本與 Peter Su 何以賣翻,實在需要更詳盡的分析,出版通路如果連這都講不出個所以然,只是坐實「噢反正我是第一大通路,看排行榜自己動再說故事(!)就好」的印象。探索新類型的風險由出版社承擔,對全社會的聲量卻不知道在大聲什麼的,此之謂通路為王。

著色本熱銷倒是再次凸顯把這些「圖書」統統放在一個銷售榜上的荒謬。著色跟閱讀全然不是同一件事,就讀取順序這樣基本的事情來看,後者的讀取順序是線性,前者是塊狀的範圍[2],遑論著色本給出的意義與「療效」是在著色過程中產生,我拿 4B 鉛筆反覆劃重點卻多半無助理解[3]。反之,閱讀 Peter Su 跟 Paris Shih 恐怕很有親近性,他們都是階級偶像,至於有人用什麼「格言式寫作」概括前者,未免太低估其顏值,還同時辱及釋證嚴和尼采。格言通常要能測度某種實在,不論是倫理或知識的實在,反之讀者從 Peter Su 那裡得著的是無條件的寬諒,這在(日文漢字的)「人間」是稀罕的,至少 300 元買不到。

著色與閱讀竟能共列一榜,紛繁的閱讀實作同一爐冶,然後哭枵(khàu-iau)誰不讀書了,亦是奇觀。就此現形還原之功,不得不感謝著色本與 Peter Su。這種紆尊降貴、實強示弱的姿態,跟龍應台式「你們不回答,我會很受傷」教學法如出一轍,都把責任推諉給相對不具備象徵資本的人群,搪塞本地社會認識自己的要求。台灣媒體上的文化菁英很好當,不是嗎?

千禧年時(15 年前)有人請托多羅夫選出過去千年的好書,他說「一千年這樣的時段漫長得沒意義」[4]。的確,就像面對不同球場與洞次選擇適當的高爾夫球桿,觀察時段剪裁得太長或太短都會不著頭緒。地方的出版需要不同時間尺度的報告。許多文化現象以年為單位並不妥當,譬如,怎麼可能獨 2012 年「需以故事棲身安頓」,又如 2014 年所謂 318 佔領運動帶動社科書籍,如今看來,對出版業本身的激勵可能大於對消費者──當時銷量猛進讓出版社願意多冒風險,但這塊閱讀人口並未壯實太肥。

今年讀的書,童偉格的《童話故事》和張亦絢的《永別書》給我最深刻的印象。《永別書》的敘事我一讀就上鉤,總期待下句話又要從情感糾結纏錯處繅出差異,分辨的眼力銳利得嚇人。書裡一段話,幾位臉友傳抄,大意是人生諸般努力,用文字、金錢、名望、修行等試圖改寫自我的歷史,成果即便渾然天成到,像面具的一張臉,比起面具還是很難得知那張臉的真相。那是因為面具代表某個類型,但臉即便相似如家族或曖昧如兔鴨,卻總是一種個體性質。在這個主題上,或許可以說《童話故事》嘗試從言說的方式(discursive)煉成理解他人生活的探針,所以書名「童話」(「童偉格說」)在前而「故事」其次[5]。童偉格在第一篇〈序篇:失蹤的港〉就討論了背後的理路。

〈序〉文的主導概念是「在場」,所謂「承襲一種世間之途以自然終老」,由此開展兩個對比的主題,即童年(混淆)與死亡(道別與哀悼),作者安排的導遊是北印地安奧格拉拉蘇族人黑糜鹿(Heȟáka Sápa)。童偉格將多組對比概念編入敘事,其中最重要的是獨特性/代表性。有鄉土之人自可在各種引用與演作裡全面展露自己的特點,無需憂心別人誤認其表演為「某個群體的代表」,譬如 1886 年參加表演團巡迴演出祭儀的黑糜鹿,即便 4 年前降臨他身上的靈視在族人間何等殊異,觀眾只會當他是「印第安巫士」。

童偉格安排敘事中的「他」引用黑糜鹿的故事自傷技藝。讀者已能辨識「他」講故事那一句裡兩、三個微微的頷首與欠身,「他」卻不能不擔心自己被當成某種類型作者,每每「招喚了屬於他的獨門幻術」[6]代表「生命的巨大苦難與夭折」,不論那苦難與夭折屬於北台灣礦業鎮落居民,還是城市裡生活如壁癌的年輕人──論者懶得指明時暱稱為「童偉格世界」也挺體面。有鄉土之人每說一事益發完整,自知鄉土消逝太快的「他」打從18歲初寫作起就不得不察覺,自己是在營造「在場」,伸縮想像,琢磨技藝,寫作同時遮掩營造工事,是對「虛構」失去信心的開端。

註釋

  1. 當然這摘要句本身也跡近廢話,只是在當年文學跟輕小說成長的脈絡下有些談資。
  2. 速讀訓練一次看一塊,不過意義仍然是線性地組織起來。
  3. 呃,或許有助於催眠自己「我找到重點了」,當然更頻繁的狀況是「快劃!不然別人以為我們沒看到重點!」。
  4. Todorov, Tzvetan. 2003[2000]. Hope and Memory: Reflections o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1. London: Atlantic Books.
  5. 2015 年夏季號的《橋》所收兩篇評論都沒有提到類似觀點。張耀仁的短評不得其法。這篇據說刊載於 2014 年 2 月《印刻文學生活誌》的文章,談友誼的最後幾段還行,前面「因為永恆回歸,所以一切傷害,即將降臨的與已經降臨的,皆療癒」之類的「宣稱」,恐怕只能當成「詠嘆調」,披著尼采、德勒茲等作者的術語,呼喚文青埋單。
  6. 而許多人也用類似的詞彙和意象談論駱以軍、董啟章、伊格言等,彷彿對現代小說的反思若有交集處,反而變成稀釋各自特色的書腰文案。倘若只寫在書腰上就罷了,有時你也能在論文或學院人寫的非學術論文中讀到類似的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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