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安不要偷懶了】《語言癌不癌》：語言學家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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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安
「現在消防人員正在進行一個破門的動作」、「在甜點的部分，基本上可以參考我們的……」、「所謂的轉型正義，其實是針對所謂的政府來做一個……」這些說法是否代表我們的語言能力表達能力有問題、需要多讀文言文來解救？
這個問題可能會讓一些人覺得很奇怪，不過你也可以想像有些人會大為同意。在 2014 年底「語言癌」系列報導裡，搶救國文聯盟的段心儀老師接受記者採訪，指出：
「……沒辦法很精確地用一個適當的動詞，那麼我們就會說『做一個什麼的動作』。那麼用這種方式呢，我覺得是迴避了，我們在詞彙不足的一個問題。」[1]
並表示：
「學生的表達能力越來越差，這和國文程度下降有關係，現在不只國文授課時間變少，經典古文的上課篇數，從過去最多 60 篇，現在降到 30 篇左右」
姑且不論段心儀這段話是否算是漂亮的中文表達，你可以看出搶救國文聯盟一貫對於古文教育不足的擔憂。然而語言癌該如何診斷？古文教育會是有效解法嗎？在 2015 年初一連串論戰後，臺灣語言學學會舉辦了兩場「語言癌不癌」座談，安排語言學家發表想法，也邀請社會大眾參與討論。這兩場座談的五篇論文和討論記錄，隨後被整理成《語言癌不癌》一書。這本書可以說是國內第一本以社會現象切入的語言學普及書：不但討論議題，也順便介紹相關的語言學概念。書裡的五篇論文並不直接連貫，但在同一議題底下，論點還是有許多可以互相補充和援引的地方。這篇文章介紹《語言癌不癌》裡的頭兩篇論文，並說明我的想法。
___是語言癌嗎？還是？？？
坊間語言癌爭議的典型討論，是以「做一個……的動作」、「其實……」等已經被揪出來的「疑似語言癌症狀」為中心，討論它為何累贅、為何人們有理由棄除。在〈語言癌不癌〉這篇文章裡，政大語言學教授何萬順認為，這些說法大多源自預設價值基礎的主觀判斷，這類主觀判斷的判準很武斷，也不是出於對於語言的全面觀察。何萬順指出這種判斷方向跟語言學家的做法不同：語言學家強調用客觀方法來觀察和描述語言。
以「其實」一詞為例。張大春曾提及某次聽廣播，主持人在 17 分鐘內講了 43 次「其實」，並認為這是累贅的垃圾話。何萬順不同意張大春的說法，他指出「其實」其實有加強語氣跟強調預設立場的功能：
- 核四廠是用柴油發電
- 核四廠其實是用柴油發電
何萬順的論證很簡單：如果「其實」是贅詞，那（1）跟（2）的意思應該一樣。但是它們的意思一樣嗎？試著念念看，你會發現（2）的意思更近於：
- 就跟你說你不懂！核四廠其實是用柴油發電的！
如是，「其實」在溝通上其實有個功能：跟對方強調「我要講一個你本來不知道╱不認同的東西囉！」
「有功能又怎樣？」或許何萬順的反對者會說：「一個詞有特定功能，不代表你可以在 17 分鐘內把它講 43 次啊！」
針對這個可能的批評，何萬順準備了另外一個例子：2014 年底，教育部長吳思華上政論節目替教育部的政策辯護，在 29 分鐘內用了 51 次「其實」。這個頻率跟張大春聽到的差不了多少，然而何萬順認為，這麼多次的「其實」，其實是顯示了：在教育部當時政策不被民間接受的處境裡，吳思華選擇了更強烈的表達，來做一個口氣更重的辯護的動作。
「就算那 51 次也算是展現『其實』的功能好了！」何萬順的批評者可能會繼續說：「這也不代表『其實』怎麼用都對吧！在不需要強調的時候使用『其實』，不就會成為真正的贅詞了嗎？」
對於這個說法，何萬順的回應是：確實，不過即便是真正的贅詞也有功能，就是替說話者爭取思考時間。
考慮到上面這些情況，何萬順認為，不管是用來強調語氣的「其實」，還是用來爭取說話時間的「其實」，要把它們當作垃圾話，不但不具建設性，也忽略了它們在溝通上具有功能的事實。
我大致上同意何萬順對「其實」的功能說明。然而，我懷疑張大春真的會認為所有「其實」都是垃圾話。以常識來推論，張大春的主張或許更類似於：
「其實」當然有其功能，但是不管是多有功能的詞，濫用之後都會變成垃圾話。
換句話說，張大春批評的其實是「其實」的特定使用，而不是「其實」這個詞本身。假若他要批評的是「其實」本身，並要建議我們就此停用這個詞，根本不需要特意舉那個「17 分鐘內用了 43 個『其實』，把『其實』濫用成垃圾話」的例子。
語言的自然變遷
在《語言癌不癌》的第二篇論文〈別鬧了，余光中先生：從生成語法的角度檢視語言癌之生成〉裡，清大語言所教授蔡維天從「生成語法」推測某些語言癌的出生過程。余光中認為語言癌是出於中文的「惡性西化」[2]：中文使用者學了英文，或者受到英文語法影響，因此生出不恰當的中文用法。蔡維天不同意這個說法，他認為特定語法的生成是科學問題，而現有的科學證據指出某些更語法特別有關的「語言癌」其實在古中文早有根基。
以「做一個……的動作」來說，有些人可能會認為這是來自於西方慣用的「動詞名詞化」語法。蔡維天指出，「做一個……的動作」裡的「做」在語言學上被稱為「輕動詞」（light verb）。輕動詞是被泛用化而失去大部分意義的詞，需要在後面加上補足意義的詞彙，才能形成合理的片語，這種動詞在中文裡很常見，例如：
- 打水、打電話、打東東
- 搞錢、搞笑、搞東東
有時候，語句中的輕動詞會因為缺乏含意而被省略，例如哈佛大學語言學家黃正德認為中文裡的「你走你的」隱含的原型是「你做你的走」，結構和英文「you do your walking」一樣，因為這句話裡的「做」含意不明顯，爾後被往前提的「走」給覆蓋。然而，這並不代表「你走你的」和「你做你的走」是中文西化的結果，因為你在台語裡可以找到跟「你做你的走」一樣結構的句子：「汝做汝行」。
輕動詞的語法並不是新東西，香港中文大學馮勝利教授在上古漢語裡也找到類似用法：
- 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 君若以臣為有罪……
馮勝利推測，「罪……」就是「以……為有罪」裡的輕動詞（「以」）被具有實質意義的詞（「罪」）提前覆蓋的結果。根據以上以及《語言癌不癌》裡其他在這裡無法一一介紹的線索，蔡維天認為「做一個……的動作」不是中文西化的結果：此結構出現的可能性，早就埋在漢語裡了。
當然，某個用法不是「中文西化的結果」，並不代表它就是好用法、不是「語言癌」。蔡維天對用法好壞沒有直接表態，但強調古人也曾有過對於輕動詞變化的不滿，例如北宋歐陽修就在〈歸田錄〉裡抱怨：
「打」應該是「打擊」的意思，人相毆、擊物、冶金，用「打」來描述也就算了，但是現在的人什麼東西都用「打」，打船打車打魚打水打飯打傘……我特地去查了書，「打」沒有這些種用法啦！
蔡維天認為，現行對於「語言癌」的批評，若缺乏研究基礎，就只是主觀的語言潔癖而已，並不代表客觀的病痛真的存在。
結論
從何萬順和蔡維天的論文，可以看出語言學家面對語言癌現象的兩個傾向：
- 對於有功能的語句非常寬容：
只要你有辦法說明（或有辦法找到地方的語言學家為你說明）為什麼要這樣構句，語言學家對你的句子大概就不會太有意見。相對於國文老師和文學家希望大家把句子構築得更簡潔和漂亮，語言學家並沒有這類傾向。 - 對於現象原因的診斷非常嚴格：
如果你去問搶救國文聯盟：「為什麼年輕人都會像是_______這樣說話？」他們的回答八成會是「因為文言文讀得不夠多導致語文能力低落」，語言學家不會同意這種出於 wishful thinking （誤）的診斷，相對地，他們傾向於實地探查語言的使用和語法的結構，來找出語言癌現象出現的原因。
我和所有關心語言癌現象的人一樣，認為中文使用者的表達和語言能力可以比現在更好，但我也傾向於同意語言學家的看法，認為我們應該替不合理的現象找到合理並且站得住腳的診斷，才有機會設計真正有效的解決方案。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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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的生、死，以及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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