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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耀升

張 耀升

小說家及影像創作者,小說曾獲時報文學獎,影像作品曾入圍台北電影節等國內外影展,也偶爾在台灣電影中客串演員。

文/張耀升

外邊世界

歷經超過十年的修復計畫後,美國標準收藏公司終於在今年三月推出完整修復版長達237分鐘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距離當初上映的1991已經過了25年,《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魅力毫無減損。

無論電影美學或時代意義,這部楊德昌的作品都是台灣電影史上最偉大的電影,如今終於以數位修復的完整面貌重現市場,應當為這部龐大偉大的作品撰文分析。

圖片來源:《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首映資料,作者個人收藏

圖片來源:《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首映資料,作者個人收藏

這部電影以外省人為主要族群,在一開頭便清楚點出1949年後,中國移民潮進入台灣所遭遇的進退兩難處境,黑底白字的螢幕上寫著:「民國三十八年前後,數百萬的中國人隨著國民政府遷居台灣,絕大多數的這些人,只是為了一份安定的工作,為了下一代的一個安定成長環境。然而,在這下一代成長的過程裡,卻發現父母正生活在對前途的未知與惶恐之中,這些少年,在這種不安的氣氛裡,往往以組織幫派,來壯大自己幼小薄弱的生存意志。」

這一段旁白打破了「外省人」=「殖民者」的迷思,揭露「外省人」並非一個族群,也並非全然是以殖民者姿態來到台灣的優越份子。電影中至少呈現出三種階級,其一是小公園(以小四家為代表)的「公教」階級。與其相對的是以綽號山東的老大為首的217軍眷,這兩種族群皆以男性為領導者,以家庭為單位,由男性帶領妻兒來台,男性的階級決定了家庭的階級(公教或軍眷)。此外,楊德昌還安排了兩個介於這兩個族群間的特殊角色:師母與小明。師母與丈夫一同來台後,在難以預料的政治情勢下面臨兩地相隔的窘境,而小明由於父親的早死也必須與母親來回流落在小公園與217之間。

矛盾的是,當台灣因為接受美國援助而有美軍駐地,美軍帶來的美國流行文化與60年代的高壓統治全然對立,雖然電影、報紙、電台都受到嚴密監控,但搖滾樂仍然在牯嶺街的外省族群間產生強烈的共鳴與迴響。更重要的是,搖滾樂並不是僅僅帶來心理層面的感受,它進一步激發民眾的想像力,當眾人翻唱貓王歌曲、舉辦演唱會,將對搖滾樂的嚮往化為行動,由美國而來的一股新穎的社會力量欣欣向榮,彷彿帶給片中角色更大的自由空間。

但是楊德昌卻在此時讓聲音與影像所承載意義出現落差,藉由光(包含光線所帶來的影子、角色走入黑暗中、背光、全黑場景的拍攝)以及聲音(包含演唱會、畫外音、旁白)開展出兩條影部與聲部的敘事。

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有這樣的隱喻:小貓王來到小四家,請小四大姊聽寫歌詞,此時小貓王發現自己所帶來的唱片唱盤故障,便向小四借用收音機,將唱盤與收音機拆解後嫁接在一起,此時收音機的揚聲器卻傳出一陣尖銳刺耳的雜音。

聲音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是十分有機且前後連貫的隱喻,以收音機與唱片唱盤為例,前者代表的是政府監控下的媒體,代表集權與高壓統治,只播放政府認可的內容,是傳播與建構意識型態的工具;後者則是來自美國的搖滾樂唱片,代表角色想像中的自由、叛逆與自我表現。這兩種傳播聲音的工具分別代表蔣氏政權的高壓統治與美國文化,收音機與唱片唱盤嫁接在一起所產生的雜音所代表的是島內極權政治的壓迫與美國文化洗禮下的現代性能動力的衝突。

收音機的功能失常象徵高壓集權的暫時退場,接續其後出場的便是代表美國文化的搖滾樂,直至片尾才由恢復功能的收音機奪回聲音在影片中的主控位置。

這樣的安排與影片最初與最終的聲音契合,並且呼應台灣歷史中儘管曾因美援而有短暫的開放,但白色恐怖最終仍掌握並控制台灣社會的事實。影片開始沒多久,張父與小四吃冰的場景的背景音是收音機中所傳出的大學聯考榜單唱名。這個唱名在當時社會所代表的是一定程度的功成名就的保證,進入大學,成為知識菁英,成為社會中堅份子,甚至將來可以出國留學,這個唱名在影片結尾重複出現,此時正在大掃除的張家處於混亂的情況,母親在庭院中晾衣服,心理受挫的父親在畫面外,只聞其聲不見其人,而小妹往上爬時不小心將收音機踩落地面,原先被小貓王嫁接至唱盤後便功能失常的收音機在被小妹撿起時突然恢復正常,一聲一聲喊出大學聯考錄取榜單,在唱名中鏡頭移向在庭院曬衣的張母,她拾起一件建中制服,看見上頭的名字,不禁將衣服挪近自己胸前。相對於功成名就的大學聯考榜單在收音機中被唸出,手持張震制服的張母卻沈默無言,導演以四十五度斜後方的角度由室內拍攝張母的側背影,張母面向陽光的臉面目模糊,反倒是陰影下的背影清晰可見,張家所有人的聲音在此時全部消失,收音機的唱名成為在場的唯一聲音,象徵國民政府的高壓統治最終又成為控制社會的主要力量。

聲音這個敘事在片尾由小貓王的旁白再次呼應政治壓迫與美國文化勢力消長。搖滾樂(美國文化)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的熱烈出場與散去恍如是「暫時的美好」,如同小貓王的歌聲。小貓王蔚為奇觀的歌聲乃是因為尚未變聲,這種變聲前的高音即是一種無法持久的暫時美好,雖然小貓王以錄音的方式將自己的歌聲保留下來,寄往美國並得到貓王的回應,但是當場景轉回台灣,小貓王欲將錄音帶交給小四,卻被丟進垃圾桶,此時錄音帶的內容以旁白的方式唸出來。在畫面上,錄音帶已經被丟棄,小貓王的話語(以及小貓王得到貓王回應的經驗)與小貓王的歌聲出現在電影中,所代表的卻是已經被官方消音,旁白是以不在場且不復存在的語言介入電影之中。美國文化所帶來的自由與主體性的追求,在極權社會中只是一場短暫的逃避,這些異文化之間的交流在影片中最終仍舊象徵性地被國家機器丟進垃圾桶。

更進一步的問題是,白色恐怖所帶給外省人的創傷又與本省人有何差異?這個問題需要由光影所展開的敘事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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