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喜歡紀錄片啊！」──專訪誤打誤撞走進紀錄片世界的導演楊力州

文／陳心怡

打從與紀錄片《我們的那時此刻》同名新書出版時，我們便滿心期待採訪楊力州，好不容易等到專訪時間敲定，《我們的那時此刻》也已上映了一段時間，不僅專訪陸陸續續都已刊出，臉書動態時報也被楊力州映後座談相關訊息洗版，以為片子票房太好，他忙著處巡迴座談與受訪，結果是忙著「催票」。

「票房不好，散客都沒進來，最後還是得依賴包場。」楊力州難掩失望；當場聽得我們也都很驚訝：怎會這樣？不是報章雜誌、網路社群全都被灌爆了？

心情很好，幹嘛看紀錄片？

台灣紀錄片上院線的成績堪稱全球絕無僅有，楊力州在《我們的那時此刻》書裡也提到，台灣劇情片最慘的那些年，反而讓紀錄片有了出頭的機會。紀錄片不僅撐起票房，也吸引更多紀錄片工作者投入、激盪出寬廣的創作議題，影片內容很容易與我們的生活扣上關聯，因而產生了「我覺得好看，也要別人看」的「包場文化」，不論是師長帶學生、老闆帶員工、企業贊助帶弱勢族群，一群一群觀眾走入戲院看紀錄片成了另種台灣奇蹟。

紀錄片撐起了一片天，但楊力州有了七部紀錄片上院線的斐然成績後，他更進一步期待《我們的那時此刻》可以「轉大人」不再仰賴包場，而是恢復到觀眾自主性地走入電影院觀影的習慣，「因為包場是扭曲的觀影模式，看的人多半是被迫或者免錢而來，回到散客的觀影環境才是健康的。」然而，《我》片結果仍不如他的預期。

當一場又一場播映結束後燈亮、掌聲響起之際，楊力州步在向台前準備映後座談的這短短通道上，總是讓他想起多年前的一段記憶。

那年，熱血的楊力州受到學生社團邀請，奔向南部校園參與映後座談，但台下只有五名觀眾來捧場，且全是工作人員；換言之，根本沒有觀眾。

當天學校舉辦舞會，社團卯足全力宣傳楊力州的片子時，就有同學反應：「我今天心情很好，幹嘛看紀錄片？」楊力州聽了啼笑皆非，但還是安慰社團幹部。然而更深的挫敗感正隱隱發酵，使他當晚搭上夜車返回台北時無法入眠。

「紀錄片對我來講，明明就是很棒的電影類型，怎麼自己喜愛的東西，在別人看來卻是個笑話、連看都不想看？」

經過多年以後，即使紀錄片已能登上院線獨領風騷，但這份困惑始終未曾從楊力州的腦海褪去，因此每次創作時，他總會想：還要怎麼做，才能讓更多觀眾喜歡紀錄片？

我們問楊力州：「為何你的使命感這麼重？」他突然閃過一絲無辜的神情：「別這樣說啦！」停頓半晌，他靦腆承認自己確實是帶著使命感在創作，紀錄片如此，廣告亦是。

誤打誤撞的成功路

十五歲前的楊力州是個不起眼的小孩，功課不好，沒什麼才華足以引人注目；同學上課努力筆記，他只記得英文老師小孩治不好的尿布疹；當樂隊奏起「真正了不起」頒獎樂為台上獲獎的同學喝采時，他在台下拍手自顧自哼著「沒什麼了不起，沒什麼了不起⋯⋯」，這個邊緣人的世界，在一次畫畫比賽得獎後，徹底翻轉。

聽到自己的名字從學校擴音器傳出，全校同學都在教室裡早自習，走廊上只有他緊張雀躍地步往司令台。第一次覺得生命榮耀，第一次覺得自己也可以很特別，「從那一刻起我就告訴自己，成功的路不只有一條，它有很多可能。」

帶著這份稚嫩的信心，楊力州走上美術之途，畢業後回到母校復興美工執教。當年智育不優的小孩如今成為老師，本該是個更能鼓舞年輕人的典範，但不過兩年時間，就讓他對人生起了很大困惑：要這樣過一輩子嗎？他因而決定回歸熱愛的電影，報考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現更名「音像紀錄與影像維護研究所」）。

為了應考，楊力州臨時抱佛腳猛K電影史，面試時，眼前一字排開坐滿包括吳乙峰在內的七位評審老師。「我讀到義大利新寫實主義有一部重要電影叫做《單車失竊記》，我沒看過，但聽起來很厲害，我就背起來，不管怎麼被問，一律用這個片子回答。」

評審問楊力州喜歡哪部紀錄片？他一陣困惑：「我沒有喜歡紀錄片啊！」所以按照前一晚的沙推，他用「義大利新寫實主義單車失竊記」回應，結果遭到評審打斷：「我們這是紀錄片研究所！」那一刻，楊力州才知道自己報考的是紀錄片研究所，而非電影研究所。

「那一剎那，我回了很大一聲：『蛤？』我永遠記得幾位評審表情充滿恐懼，而我腦袋一片空白。」當時氣氛很尷尬，楊力州只想趕快逃離現場，但最後還是在不知所以的情況下被錄取了。人生第一次誤打誤撞發現了自己的美術天份，第二次誤打誤撞擦出了自己對紀錄片的熱愛。

楊力州的表達方式很有意思，聲調表情都不會太過誇張，他的嘴巴很小，即使笑，多半都是不露齒的微笑，但他就是有辦法抓住聽者的心；當他提到嚴肅、緊張或沮喪的事情時，我們都跟著陷入情緒，他卻會在此刻突然天外飛來一筆逗哏，讓大家瞬間爆笑劃破凝滯空氣；作品如其人，他的紀錄片風格也總是讓觀眾哭哭笑笑度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