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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心怡

打從與紀錄片《我們的那時此刻》同名新書出版時,我們便滿心期待採訪楊力州,好不容易等到專訪時間敲定,《我們的那時此刻》也已上映了一段時間,不僅專訪陸陸續續都已刊出,臉書動態時報也被楊力州映後座談相關訊息洗版,以為片子票房太好,他忙著處巡迴座談與受訪,結果是忙著「催票」。

「票房不好,散客都沒進來,最後還是得依賴包場。」楊力州難掩失望;當場聽得我們也都很驚訝:怎會這樣?不是報章雜誌、網路社群全都被灌爆了?

心情很好,幹嘛看紀錄片?

台灣紀錄片上院線的成績堪稱全球絕無僅有,楊力州在《我們的那時此刻》書裡也提到,台灣劇情片最慘的那些年,反而讓紀錄片有了出頭的機會。紀錄片不僅撐起票房,也吸引更多紀錄片工作者投入、激盪出寬廣的創作議題,影片內容很容易與我們的生活扣上關聯,因而產生了「我覺得好看,也要別人看」的「包場文化」,不論是師長帶學生、老闆帶員工、企業贊助帶弱勢族群,一群一群觀眾走入戲院看紀錄片成了另種台灣奇蹟。

紀錄片撐起了一片天,但楊力州有了七部紀錄片上院線的斐然成績後,他更進一步期待《我們的那時此刻》可以「轉大人」不再仰賴包場,而是恢復到觀眾自主性地走入電影院觀影的習慣,「因為包場是扭曲的觀影模式,看的人多半是被迫或者免錢而來,回到散客的觀影環境才是健康的。」然而,《我》片結果仍不如他的預期。

當一場又一場播映結束後燈亮、掌聲響起之際,楊力州步在向台前準備映後座談的這短短通道上,總是讓他想起多年前的一段記憶。

那年,熱血的楊力州受到學生社團邀請,奔向南部校園參與映後座談,但台下只有五名觀眾來捧場,且全是工作人員;換言之,根本沒有觀眾。

當天學校舉辦舞會,社團卯足全力宣傳楊力州的片子時,就有同學反應:「我今天心情很好,幹嘛看紀錄片?」楊力州聽了啼笑皆非,但還是安慰社團幹部。然而更深的挫敗感正隱隱發酵,使他當晚搭上夜車返回台北時無法入眠。

「紀錄片對我來講,明明就是很棒的電影類型,怎麼自己喜愛的東西,在別人看來卻是個笑話、連看都不想看?」

經過多年以後,即使紀錄片已能登上院線獨領風騷,但這份困惑始終未曾從楊力州的腦海褪去,因此每次創作時,他總會想:還要怎麼做,才能讓更多觀眾喜歡紀錄片?

我們問楊力州:「為何你的使命感這麼重?」他突然閃過一絲無辜的神情:「別這樣說啦!」停頓半晌,他靦腆承認自己確實是帶著使命感在創作,紀錄片如此,廣告亦是。

誤打誤撞的成功路

十五歲前的楊力州是個不起眼的小孩,功課不好,沒什麼才華足以引人注目;同學上課努力筆記,他只記得英文老師小孩治不好的尿布疹;當樂隊奏起「真正了不起」頒獎樂為台上獲獎的同學喝采時,他在台下拍手自顧自哼著「沒什麼了不起,沒什麼了不起⋯⋯」,這個邊緣人的世界,在一次畫畫比賽得獎後,徹底翻轉。

聽到自己的名字從學校擴音器傳出,全校同學都在教室裡早自習,走廊上只有他緊張雀躍地步往司令台。第一次覺得生命榮耀,第一次覺得自己也可以很特別,「從那一刻起我就告訴自己,成功的路不只有一條,它有很多可能。」

帶著這份稚嫩的信心,楊力州走上美術之途,畢業後回到母校復興美工執教。當年智育不優的小孩如今成為老師,本該是個更能鼓舞年輕人的典範,但不過兩年時間,就讓他對人生起了很大困惑:要這樣過一輩子嗎?他因而決定回歸熱愛的電影,報考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現更名「音像紀錄與影像維護研究所」)。

為了應考,楊力州臨時抱佛腳猛K電影史,面試時,眼前一字排開坐滿包括吳乙峰在內的七位評審老師。「我讀到義大利新寫實主義有一部重要電影叫做《單車失竊記》,我沒看過,但聽起來很厲害,我就背起來,不管怎麼被問,一律用這個片子回答。」

評審問楊力州喜歡哪部紀錄片?他一陣困惑:「我沒有喜歡紀錄片啊!」所以按照前一晚的沙推,他用「義大利新寫實主義單車失竊記」回應,結果遭到評審打斷:「我們這是紀錄片研究所!」那一刻,楊力州才知道自己報考的是紀錄片研究所,而非電影研究所。

「那一剎那,我回了很大一聲:『蛤?』我永遠記得幾位評審表情充滿恐懼,而我腦袋一片空白。」當時氣氛很尷尬,楊力州只想趕快逃離現場,但最後還是在不知所以的情況下被錄取了。人生第一次誤打誤撞發現了自己的美術天份,第二次誤打誤撞擦出了自己對紀錄片的熱愛。

楊力州的表達方式很有意思,聲調表情都不會太過誇張,他的嘴巴很小,即使笑,多半都是不露齒的微笑,但他就是有辦法抓住聽者的心;當他提到嚴肅、緊張或沮喪的事情時,我們都跟著陷入情緒,他卻會在此刻突然天外飛來一筆逗哏,讓大家瞬間爆笑劃破凝滯空氣;作品如其人,他的紀錄片風格也總是讓觀眾哭哭笑笑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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