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續上文►►►完整的真相!才是否定與反思的唯一前提──專訪《迷冬》作者胡雲發(上)

要在1957年,你就是個右派!

Q:故事中的主角多多,被他的母親說:「你和這個時代太格格不入了。」就某個程度而言,多多與您有許多相似之處,可否請您分享「發掘自己格格不入」的過程?而又是從什麼時期,您關注到這個現象?

胡發雲(以下簡稱胡):多多這個人物,用了我個人的一些人生經驗,不過這個現象不是我自己發掘出來的,應該說是我母親向我提出來的,在此之前,我自己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後來回想起來,當年確實有很多與時代格格不入之處。

不喜歡上政治課,為此被我的政治課老師也是班主任訓斥過:「要在 1957 年,你就是個右派!」,不喜歡那些曲調和文字都很粗鄙的歌曲,像〈學習雷鋒好榜樣〉。不喜歡向團幹部班主任交心談心或寫那些像雷鋒一樣的日記。還有那個從小就養成的毛病,不願意做集體遊戲,不願意做早操、課間操、眼睛保健操──也就是說不願意和一群人一起做一樣的動作,會覺得很難堪。還厭惡遊行,那些年遊行很多:五一節、國慶日、大躍進、城市公社化、反帝反修,聲援古巴伊拉克巴拿馬……。

到了文化大革命,遊行更是家常便飯了。

大家一起走,一起喊口號,一起唱歌一起揮小旗。其實這種抵牾沒有什麼大道理可說,就是一種心理上的不適。一生中,有過幾次主動參加的,第一次是在 1989 年 5 月,在廣州參加一個頒獎會,和一群來自全國各地的獲獎作家一起,聲援北京絕食的學生,一次是北京六四鎮壓之後,武漢大學生上街,我跟隨學生的隊伍,和他們一起走過武漢三鎮,走了大半天,數十里地,那是我自己內心的需要。

更多的格格不入,是那些看不見的──我的思考,我的觀察,我的判斷,我的感受……這些常常和社會主流不一樣,甚至也和許多同學朋友不一樣。在大陸,我們這一代人是最完整地經受了紅色意識形態教育的,從一生下來,看的、聽的、讀的、唱的……全都是那一套,就像熊貓,一輩子就吃竹子。

我想我的「格格不入」,除了一部分天生的心理特徵之外,還來自於我很早就讀到了一些正統教育之外的書,看了許多蘇俄和西方的電影──儘管蘇俄和中國一樣,都是共產主義國家,但是他們對於文化的控制還是留了很多空間,還保留了很多有價值的東西,特別是人道主義精神。

我十一二歲就接觸到西方的音樂──舒曼的〈夢幻曲〉,聖桑的〈天鵝〉,還有許多西方的歌曲,同時也接觸到文藝復興時期的繪畫、雕塑和俄羅斯巡迴展覽畫派的一些作品,十四歲讀到了普希金的詩〈自由頌〉、〈致恰達耶夫〉、〈紀念碑〉以及他的許多愛情詩。讀到他對十二月黨人毫不掩飾的同情與讚美,讀到他對沙皇的輕慢與蔑視。我喜歡他的高貴與尊嚴,我現在還保留著初中時代的一個小小的日記本,扉頁上寫著「榮譽要從小培養起──普希金」,這個榮譽,當然不是三好學生五好少年一類,而是對個人聲譽與尊嚴的要求。

初中畢業那一年,恰逢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二十週年,我看到了一部講述納粹德國的紀錄片,裡面有許多迫害猶太人的鏡頭,一年之後,我就在我們自己的生活中看到了相同的場面……

作為一個從小在那種紅色宣傳的鐵屋子生活與成長的少年,面對那些宏大的、壯麗的、高尚的、具有不可置疑的道德感的革命話語,我其實更多的是認同、服從或恐懼不安。但是那些另類的閱讀或審美經歷,儘管零散、弱小,甚至無法言說,但是它們成為我心靈中一星星不滅的光,一滴滴溫潤的水珠,讓自由的思考,在那些宏大堅硬的巨石縫隙間,漸漸地生長起來,對我的一生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自由的衝動,天然地站在了極權主義對面

Q:《迷冬》出現許多「不見容於世間」的小人物,像是多多的同性戀舅舅、遭受丈夫性暴力的秦珊珊母親,您似乎特別想呈現這種無法暴露在時代暴力前的角色,在這之中,又多跟「性」有所連結。這兩者間,是否隱含著什麼關聯呢?

胡:在大陸,很長一段時間裡,「性」是與革命對立的一種邪惡,也是一種打擊與懲戒對手並震懾其他民眾的武器。

文革中,許許多多的死刑佈告當中,有一種罪名就是「流氓雞奸犯」,也就是今天已被許多國家從法律上認可的同性戀。但是,總是有人會把自己的這種天然的欲望看得高於革命高於世俗的道德,哪怕付出生命的代價。這其實也是一種自由的衝動,它天然地站在了極權主義對面。與此相反的一端,就是用政治等級換取強姦女人的權利,儘管它常常也有婚姻的掩護。秦珊珊的繼父就算這一類。如果說這兩者之間有什麼聯繫,那就是紅色革命中「性」對人性的悖離。

Q:儘管時代不容許,但《迷冬》還是出現許多可悲可泣、情真意摯的情節。甘願冒險、也提供一條出路給老鐵的黃為儀,不計出身、不忘師恩的錢氏兄弟,這樣子的「傳統價值」、溫情的人性,在那個複雜的時代,究竟有怎樣的機緣,方能出現?

胡:黃為儀在險惡時刻,給了老鐵一張紙條,讓他去一個可以躲避的地方,這裡面既有傳統價值中的俠義之情,也有革命價值觀發生了裂變原因。原來教育中那種觀念──凡是組織舉措就都是對的,已經在文革對各級政權及領導者的揭發批判中動搖了。

更重要的是,由於文革中某一階段,最高當局對群眾組織的肯定與支持,讓黃為儀們可以認為老鐵的行為是正確的。不過即便是這樣,也是需要承擔風險的,這裡面就有了俠義之情的作用。錢氏兄弟的知恩必報,也是他們內心的世俗倫理戰勝了革命倫理。這類情況,在社會底層表現得更普遍,包括錢氏兄弟的父母親收留老鐵在自家養傷等等,這種常情常理的生命力更強。

中國人大多沒有信仰的,更多的是對強權與現實政治的服從

Q:書中宮克曾對多多說:「其實,我們這樣的人,想得比這要複雜,有許多的擔憂,但是,我們是有感情的。一個人,一輩子會犯許多錯誤,但是最不能容忍的錯誤就是冷血。」以您的角度來看,在那個時代當中,在信仰與冷血之間,該如何拿捏分寸?

胡:其實,中國人大多是沒有什麼信仰的,更多的是對強權與現實政治的服從,正是這一點,讓很多人為了所謂革命的利益,變成冷血者和組織幫兇:兒子鬥爭老子、妻子揭發丈夫、同事之間互相告發、多年好友落井下石……。

在紛繁複雜波譎雲詭的社會運動中,在社會資訊只被極少數人掌握的情勢下,政治判斷難免出錯。但是,一些為人處世的常情常理,應該成為一個人的基本底線。比如悲憫、誠實、善良、平等、急公好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直至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些都是一個人良知尚存熱血未冷的表現。

當這些最重要的天性喪失之後,政治正確還有什麼意義?

文革中,很多人參加運動或同情哪一邊,並不總是基於政治的成熟考量,而是因為最基本的是非善惡判斷。這比那些因為自私畏縮而趨利避害躲藏一隅的人要可愛得多。像宮克的女兒宮曉華那樣,為了自己的權利,自己內心的選擇,參與到一個社會活動中去,不違背基本的道德良知,大約是她父親能夠理解的。

其實,這段話也是宮克對自己說的,儘管他對毛發動的這場大革命保持著懷疑和警惕,但涉及到一個具體的事件,也就是軍區支持一派去鎮壓另一派,他還是表達了自己的基本傾向──反對!他以一個詩人與劇作家的良知與熱情寫了那些詩,那些會給他,日後果然也給帶來厄運的詩。

信仰或政治,是一件淩虛蹈空的事,正義的熱血與自私的冷血,卻是做人的重要分野。

Q:《迷冬》探討許多集體性與獨立性的問題。舉例來說,主角們愛著「獨立寒秋」樂團的「同進退、共生死」,但又痛恨沒有獨立空間,談個感情都遮遮掩掩;當宮克看到自己的女兒宮小華參與樂團演出時,對多多說「覺得參加一點這樣的集體活動也好,這是一個沒有選擇的時代。」在您的經驗中,是否也有過這樣的矛盾?是否也覺得毫無選擇?又有沒有懷念過這樣子的集體生活?

胡:「獨立寒秋」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群體,它的成員大多是孤獨者、無力者及被社會拋棄者,在那樣一種突如其來的革命狂潮中,許多人隨時都會被吞噬。

從 1966 年秋冬之後,由於毛澤東需要發動更廣泛的社會力量來扼制舊官僚集團及其子弟對他文革戰略的抵抗,給了社會一兩年有限的結社自由。「獨立寒秋」就是在這樣的機緣中誕生的。但是他們的組合,與其說是為了革命,倒不如說是防禦革命對自己的傷害,用一種當時合法的結社來保護自己的安全,慰藉自己一顆孤獨的心,尋求青春的溫情與愛。

但是這樣一批年輕人,都是在革命組織中生活多年的,他們的觀念,語言,行事方式,都已經深深打上紅色革命的印記,這樣就發生了許許多多五味雜陳的齟齬與分歧。但權衡之下,這種齟齬與分歧,與青春的孤獨社會的動蕩相比,就不那麼重要了。另一點,當年這類結社沒有強制性,成員可以隨意退出,這倒是保護了每個個體非常有限的一點個人自由。所以,當秦珊珊和葛木生的山林情事被傳出後,她曾想到退出「獨立寒秋」,能夠退出,也是那個時代難得的一點點自由。由於有了這樣的自由,她反倒最終選擇了留下。

詩人宮克經歷了中共建政之後一系列重大政治運動,並且受到過嚴厲懲罰,他對時局的看法,有他的人生經驗在裡面,但他知道,在這樣一個國度,一個像女兒這樣單純無知的孩子,其實是沒有置身世外的可能,只有在生活中去闖蕩去經歷,才能慢慢長大。

以上的生活,我都經歷過,也選擇過離開,過一種閑雲野鶴的日子,但是終究不能逃脫國家意志安排的命運。1968 年底,席捲全國無遠弗屆的上山下鄉運動開始,便無可奈何地打起背包去到一個陌生又荒涼的小鄉村。

延伸閱讀:

《迷冬──青春的狂歡與煉獄》,立即前往試讀►►►

  • 用Line傳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