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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立峰
古代典籍看起來遙遠而崇高,但也不過是當時日常的截面。更靠近一點看,經典往往也具有現代意義,有時嘴砲唬爛、有時更如網路鄉民那般機鋒生動。

前陣子於網路上讀到一文,旨在批判當前的國文教學,作者從課綱選文譙到知人論世的教學法,認為缺乏深度不合時宜。我對此篇〈「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淵明,賒賬喝酒,還活活將兒子餓死…國文課本沒告訴你的事〉(以下簡稱〈國〉)論點也有幾分認同,只是沒聽說陶淵明兒子餓死的史蹟,作者對陶淵明的幾層詰問,也似乎有些想當然爾。

說到陶淵明到底算是清高還是不清高,這多少帶有主觀判斷,但根據史料他確實嗜酒乞食,有些說不上是陰暗面、但與傳說中率性天真不甚相仿的性格。雖然我這專欄還沒搞到和人本合作,縱談親子溝通與教育未來,但陶淵明的育兒方式確實頗值得一提。最著名也最搞笑的就是他的那首遊戲之作〈責子詩〉,寫他的五個兒子拐瓜劣棗的奇行種怪現狀: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無術。庸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這首詩的遊戲性可以從大量的數字鑲嵌看得出來。南朝有一體類稱之為「數名詩」,當時頗為風行,因此這首詩未必真的在苛責親生兒子,很可能是此類遊戲題材的習作。這首詩遣詞非常白話,陶淵明以乳名介紹自己五個兒子:十六歲的懶惰阿宅阿舒,十有五志於學卻沒在唸書的阿宣,兩個同樣十三歲卻數學被留級N年的庸和端,還有九歲的小兒子只知道找食物。結論是——白洞,白色的腦洞在等著我們,我的老天鵝啊五個兒子都腦洞,還不如飲一杯解千愁。

眾所周知陶淵明愛喝酒,但讀了這首詩似乎也有點瞭他查晡人的辛酸了。他堂堂隱逸詩人宗師,結果兒子耍笨成這樣,看得我也是醉了。不過笨歸笨,就目前所能見史料來看,倒沒有陶淵明諸兒橫死非命的記載。反倒是年代更晚些,同樣經歷朝代迭替的顏之推和庾信,他們的後代在大時代中慘死。庾信的兒子庾立不願投降當時隴西軍閥薛仁杲,寧折不曲的結果就是被活人生吃。對你沒看錯,這不是在演《屍速列車》:

(薛)仁杲,舉長子也,多力善騎射,軍中號為萬人敵。然所至多殺人,納其妻妾。獲庾信子立,怒其不降,磔於猛火之上,漸割以啗軍士。(《舊唐書》)

其實不是生吃,是以一種燒烤的方式料理。學者感傷地說歷史似乎有一種黑色幽默,南北朝的對立最後得以這種啖其人肉的方式融合一體。我們現在對北方的強國經常有一種野蠻、粗暴而禮教失序的投射或想像,我總覺得這此間有著淵源流長的DNA。

上述只是題外話,在那個時局動盪朝不保夕的大時代,殺死餓死或被SM搞死的可能性太多了,似乎也不能全然排除〈國〉假想的可能性,但我對〈國〉更有意見的是以下這幾句:「陶淵明身處在什麼樣的時代?他的信念對抗的是什麼?何以願意犧牲常人眼中的基本價值?」

陶淵明身處什麼樣的時代,課文前的題解作者多半會有介紹。而說到身處南北朝亂局確以信念對抗黑暗時代者,就我所知還真的沒幾個。近十幾年學術圈對陶淵明及其詩有了全面的翻案,他確實仍有天真自得的一面,但更多時候顯得世故而謹慎;他確實有親自躬耕的經驗,但並非憑個人之力完成莊稼農事。說起古典時期真正以信念對抗時代而自我犧牲的先行者,大概是商周時的伯夷叔齊,但陶淵明〈飲酒詩〉其二說「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善惡苟不應,何事空立言」,即便伯夷叔齊可能是他嚮往的人格典型,但在善惡無果報的年代,寧折不彎的選擇顯得無意義了。

至於陶淵明「犧牲常人眼中的基本價值」,那更是流於無稽。陶詩中有一首〈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近年因為異文版本而受到研究者重視,這首詩原先版本是這樣: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顏。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願常如此,躬耕非所歎。

這詩解釋起來還不算太難,人生在世吃飽穿暖,這是基本需求,於是陶淵明選擇躬耕。先不要說這版本就沒有犧牲基本價值了,它的異文還原是「人生歸有事,衣食固無端」,之前大學生很喜歡說「你有事嗎」,意思是說你有毛病嗎,但「有事」同樣是南北朝常用語,指的就是一種職業的選擇與從事。人生在世資源有限,必定要有一營生的職業足以存活。這話說得直白,陶淵明之所以選擇歸田園以躬耕,正是因為他更重視常人眼中的基本價值,作為一個勞動者親身向土地討索成果。當然這詩後面還有許多機巧,比方說「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早上出門稍微勞動一下,傍晚就載著稻禾返還,難道用了哆啦A夢的神奇餐巾嗎?顯然他的艱辛與真正的田家之疲苦仍有著根本的差異。

只是從更宏觀的教育體制面來看,〈國〉這篇文章確實反身性折射出國文教育的空隙與疲弱。國文教材的信仰者對課本不曾質疑,而反教材的覺醒者卻執拗地從反面解釋一切穩定知識,就像周星馳電影的謊言豆沙包,戈巴契夫頭髮最多,海珊最不愛打仗。事實上陶淵明就像南北朝的其他士人,不特別清高卻也沒特別放縱,因經濟條件幾度出仕又歸隱。他最後選擇了田園生活,卻不曾真正離開他與仕宦故舊的社交圈。

有學者推論他不願仕劉宋而隱逸,有學者認為他歌詠荊軻是想要刺殺劉裕以報晉,但這同樣都只是想像。陶淵明終究沒當成覺醒青年,沒搞出一次太陽花運動。我覺得國文課真正匱乏的恐怕是——我們將一個作家想像成只能有一種屬性或意義。漢賊不兩立時期,我們選了誰的某篇文章;大覺醒改革時期,我們又微調課綱選了另外哪篇作品。事實上這些創作者們就如同我們是一個完整的人,身處暴亂的時代、面對無常的人生,有疑慮或憂患,有任性有妥協。我以為給出各種的可能性,應當才是教育最核心的意義。

※專欄內容為作家個人創作,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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