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也青春第二十講】文學訓練跟記者訓練一起創造的不朽作品──張鐵志談《一九八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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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客
整理／黃培陞、黃韻蓉、犁客
「有兩本書對我很有意義，一個是今天要談的《一九八四》，另外一個是《在路上》。雖然當初讀的時候不覺得，但後來發現這兩本書正是我長期關注的兩個方面：《在路上》關心的是戰後西方反叛文化，而《一九八四》，」張鐵志道，「則比較關於政治民主、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問題。」
《一九八四》是歐威爾最知名的經典之一，張鐵志在大學時讀過，這回應邀在「經典也青春」與聽眾分享，於是在二十多年後重讀，發現這本書帶給自己的衝擊比當年更強烈，主角的某些渴望與恐懼，歐威爾描寫得非常細膩。
「我今天不會談太多文學，比較想談作者在書中所呈現的政治理念，以及它所呈現出來的嚴苛。」張鐵志長期進行政治、文化與社會觀察，1991年進臺大初讀《一九八四》，很受震撼。「我十八歲前還是受黨國教育，開始看《一九八四》，感覺被完全不同的世界打到。臺灣1987年解嚴，1988蔣經國過世、李登輝上台，1992年國會才改選。所以1991年我進大學時，處於一個轉型期的不確定中，充滿了很多可能、很多抗爭、但是這個島嶼要走到哪裡去？其實並不確定；我們還沒有民主、甚至沒有言論自由，還是一個威權的不確定期。《一九八四》描述的就是一個極權體制，我們好像離那個時代非常遙遠，可是有些東西又沒那麼遙遠。」
威權與極權
像張鐵志這樣經歷過七、八零年代的讀者，對《一九八四》會很有感受。「政治學有兩個概念，一個叫威權體制、一個叫極權體制。」張鐵志解釋，「前者不太民主，可能沒有選舉，可能有個獨裁君主，可是對社會的穿透控制力沒有這麼強；後者對社會控制非常強，而且不只是不准你做什麼，更要把你塑造成積極服從的主體──這就是《一九八四》裡要談的事情。」
歐威爾在印度出生，有強烈的階級意識，長大後選擇去緬甸當警察，在緬甸待了五年，開始認識到帝國主義的問題，認識到警察體制的粗暴，尤其他自己那時也是警察。離開緬甸後歐威爾到巴黎當洗碗工、在倫敦流浪，故意去體驗底層生活；後來他出版《巴黎倫敦落拓記》，這段經歷對他成為左翼知識份子有很大的影響。「在我看來，《一九八四》對貧民區的描寫是一種頌揚，」張鐵志說，「因為其他地區幾乎都被體制化、被教訓成你不能擁有自己慾望和記憶的地方，底層生活反而是真的有生命力的地方。」
出版《緬甸歲月》後，歐威爾開始接到一些邀稿，包括一個報導碼頭工人生活的任務；考察工人、工會狀況，讓他越來越傾向社會主義，甚至決定去參加西班牙內戰，認為自己是與左翼共黨人士一起對抗法西斯，沒想到因為派系問題，反倒被正統的共產黨視為敵人。奪得權力的史達林在1938年開始進行整肅，歐威爾對極權主義因此有了新的認識；回到倫敦之後，他在1945年出版了《動物農莊》，這是他第一本引起巨大迴響的小說，1949年，則出版了《一九八四》。
預言與寓言
「《一九八四》有非常多著名的句子，包括『誰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現在想一想真的是滿真實的；」張鐵志說，「書中主角的工作就是塗改過去的新聞，永遠要讓官方看起來很聰明，不要看起來前後不一致。我們現實中沒這麼嚴重，但偶爾還是發生這種事情，過去不管是蘇聯還是中共，都有修改過去照片的手法，可能過去照片有四個人就會改掉變成只有兩個人，這樣直接的刪除，讓很多原始文獻從此消失。」
「Doublethink」，「雙重思想」，是《一九八四》的精髓，敘述人如何同時接受兩種相悖的理念和行為。「因為極權體制不只是怕你批評政治，他還會怕你不同的個性。」張鐵志道，「像七零年代初期的臺灣，年輕男生如果是嬉皮打扮留長髮，會被抓去警察局剪頭髮，剪完還要付錢。《一九八四》當中的體制控制無所不在，不只是管制批評政治，連生活、道德、慾望都會被管制。」
張鐵志認為，《一九八四》的特別在於，許多理想主義者在這本書出版的年代，都還信仰著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但歐威爾已經寫出極權體制的可怕。「書中寫到靠塑造對異己的仇恨來建立威權統治的正當性，就是目前北韓、中國在做的事；」張鐵志說，「《一九八四》既是預言也是寓言，用故事說明一些事情，但實際上這些都成為未來預測。」
記實與創作
歐威爾在〈我為何寫作〉裡說：「1936年我寫的每一行文字都在直接或間接的反對極權主義，並主張我所理解的民主社會主義。」張鐵志表示，歐威爾在這篇文章裡提及，作家要實現純粹的自我、要有美的熱情，以及「一定是衝動的，希望看到歷史真實面貌，尋找因為後代出生真實世界的這種慾望，所以要為歷史留下東西。」
「沒有一本書是完全脫離政治傾向的，有人認為藝術應該要跟政治無關，但這本身卻是種政態的問題。」歐威爾這麼說過，「我的起點是一種政治態度，一種對不公平的意識，我坐下來寫一本書時並不是從美學出發，我要寫是因為我想揭露一些謊言或一些事實，我首先關心的是要讓別人聽到我的聲音，但無論是一本書還是一本雜誌長文，如果這不是同時是美學體驗的話，我就寫不下去。」
張鐵志認為，越清楚政治傾向就越能夠在不犧牲美學和知識上的誠實走一條政治道路，歐威爾非常清楚自己是個政治寫作家，同時盡力維持美學和知識上的誠實。「歐威爾為什麼強調文字和語言的重要？因為深度報導很重要，我反對我們網路上新聞都是輕薄短小，我覺得要有深度報導，可是深度報導不能寫得難看，我覺得作為一個好的記者，要有文學想像力和社會學的觀察；」張鐵志說，「媒體不要把事情簡單化，要把人複雜化，去看到很多人的內在跟外在，當然這不能自己想像，而是透過訪談，但要訪談什麼問題？就需要文學的想像力。歐威爾的《一九八四》根植於他自己的經歷，再加上文學想像力寫出主角的情感、慾望、焦慮和恐懼，這是文學訓練跟記者訓練一起創造的不朽作品，這個我想是對我們最大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