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文炳的編輯檯上,和檯下】詹宏志:「我很少做完一件事回來就寫它,通常會放個五年十年⋯⋯」
年輕時,在報社擔任記者,時間是寫作無情的敵人。
截稿時段趕稿的壓力,雖然訓練出俐落的新聞寫作節奏,但年歲增長,益發覺得後遺症不小。
後遺症的源頭,是養成受截稿期制約的慣性,「以結束為開始」來趕稿,不到最後截稿日兵臨城下,總提不起勁認真以對。
擔任編輯工作後,自己也深受其苦,發現這也是在多數同業身上常見的毛病。其實,在截稿日壓力下趕稿,根本的問題並不在對編輯流程造成困擾──大家總在最後一刻交了稿,而是寫作品質的低落。
這裡所說的「寫作品質的低落」,是客觀的,也是主觀的。
客觀的低品質,往往是因為省略了「改寫」的步驟,常見的基本症狀表現在錯別字與句式不順上;較嚴重的,則是細節不足、修辭不當或結構錯亂等等。
主觀的低品質則是──在這個題材的處理上,你其實沒有表現出最好的自己。這就關係到一個嚴肅的後遺症──把時間當敵人,你往往無法讓事實浮現較深刻的意義。
一般新聞寫作,追求的是「5W1H」的簡潔說明,在截稿時間的追迫下,對品質的影響並不大;但在「深度報導寫作」中,缺乏意義揭露的報導,就大大折損了寫作的品質。
要讓我們的所見所聞呈現出深刻的意義,需要花時間思考、感受、蘊釀。美國國家圖書獎獲獎作家亞當.霍克希爾德說:「最有意義的事情,總是要求我們消化、吸收和理解它們意味著什麼。」
詹宏志的寫作算是「與時間為友」的極端,他大部分文章都在旅行之後很久才動筆。「比如阿拉斯加那篇,我寫它的時候距離那次旅行已經十年了。我寫非洲的時候,極可能離我的旅行大概過去七八年。」詹宏志在《單讀》的訪談中說,「我很少做完一件事回來就寫它,通常會放個五年十年才寫,我要確定這個事真的對我有意義。過了十年,如果不在了,就算了,那就不是要緊的事。」
十年難得,但適度的沉澱是必要的。年紀大了,我們反而該學著把時間當成是寫作的朋友,因為缺乏意義揭露的寫作,其實只是文字工廠的生產線勞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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