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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趙德胤;採訪整理/鄭育容、方沛晶

拚搏求生的故事,總是極其巧合的雷同。為了生存,人們從鄉村遷移到城市,從國內流離到海外。他們離開了原鄉,在異地建立起家鄉,成為下一代的故鄉。可能從此再也回不去的他們,不論是物質或精神層面,在離開的那一刻起,注定成為異鄉人

對我來說,拍電影,從來就不只是「拍電影」而已。

電影,是我訴說生命經驗的方式,也是我爬梳個人感受的工具。

一九九八年,我十六歲。生平第一次搭上飛機,離開緬甸臘戌──我的家鄉,來到台灣。

臘戌,位於緬甸東北,是滇緬公路的起點,也是往來中國雲南的必經之地。因為地處邊境,長年內戰,人民生活清苦。一直到我來台前幾年,學校才配置了全村唯二的兩台電腦。

電腦,被嚴密收置在校長室,由一位總務組長專責管理。

一天,他亮出一串鑰匙,上頭掛了一張三.五吋磁片,然後語帶玄機地問:「你們知道這是什麼嗎?」在此之前,我們從來沒見過這個玩意兒。在我們百思不得其解的時候,他昂著頭,語帶驕傲地告訴我們:「全世界的知識,都收在這裡面了!」同學們和我都覺得不可思議,笑著質疑老師吹牛。

後來,學校邀請相當於副總統職位的大將軍,為這兩台電腦舉辦啟動儀式。

兩台電腦,煞有介事地被擺放舞台上。當將軍打開電源,螢幕在眾人驚歎中亮了起來,浮現出紅、藍、綠、黃四色方塊組成的Windows系統標誌。經過大將軍「加持」過的神奇電腦,更顯得崇高,或可稱得上神聖。即使啟動儀式之後,我從沒聽說或看過,有誰真正使用過那兩台電腦。

來台以後,我聽從父親建議,到台中高工印刷科就讀。開學第一天,我在偌大的教室裡,看到上百台電腦成排設置,簡直驚訝到下巴都要掉下來。第一次開機,我誤觸延長線的電源開關,把整排使用中的電腦全斷了電,因為我連電腦開機鍵在哪兒都不知道;課上到一半,電腦螢幕因節電模式切換到黑畫面,我嚇得以為我把電腦弄壞了。

在我的家鄉,電腦是如此稀有而珍貴!

從緬甸到台灣,時空之於我,彷彿搭上了時光機器,往未來飛越了四十年。我跳過了BB Call和大哥大,一下子到了網路時代,震撼之大,彷彿世界從此被翻轉。對於跟我同樣是八○後的台灣人來說,應該很難想像個中滋味。

至今,每當我講述那段跳躍四十年文明的衝擊,仍感莞爾,卻也帶著黑色幽默般的苦澀。

回去,還是回來?

來台灣之前,我的想像就是,那裡有人幫你安排打工機會,有錢供你讀書。

因為左鄰右舍的哥哥、姊姊,從台灣寫信回來,總說他們過得很好,還能不時給家裡寄錢改善生活。所以,對我來說,到台灣念哪所學校都一樣,重點是離開貧瘠的緬甸,到海外打工賺錢。

到台中高工念書的第二天,我就開始上工了。

畢業之後,我到台灣科技大學念設計系。為了繳作業,開始製作短片、實驗電影,後來發現這些影片可以參加比賽、賺獎金,就繼續拍。從沒想過,日後我會靠拍電影維生。

我的研究所畢業作品《白鴿》,意外入選釜山、哥本哈根、澳大利亞、里昂、西班牙短片等影展。二○○九年,我成為第一屆金馬電影學院學員,在侯孝賢導演監製下,完成劇情短片《華新街記事》。

這些作品的內容,其實皆出自於「有話要說」的一種自我抒發。

我是一個喜歡說故事的人,很幸運地,我的故事有人喜歡。

但是,就現實狀況來看,我是沒有條件拍電影的。我要負擔自己的生活費,我希望可以賺錢來改善家計。不管是留在台灣,或是回到緬甸,我都看不出來「拍電影」這件事,除了自己有興趣,偶爾可以賺獎金以外,有任何支撐我未來生活的可能。

二○一○年,我拍攝第一部長片《歸來的人》。

當時,正是緬甸政府頒布新憲法,籌備總統大選之際。歷經百年專制後,家鄉的政治、經濟似乎有機會大幅改變,朝向民主與開放發展。許多在台緬甸人(含華僑),不論是來念書、做工、做生意的,都因著改革開放的消息,萌生返鄉的念頭。

尤其是做粗活的,其中不乏非法勞工,就算是合法來台,也因為掙的是出賣勞力的辛苦錢,既沒社會地位,也對台灣這塊土地沒有情感。

對他們而言,家鄉就要發達了,就如同近幾年的中國一樣,經濟終究要騰飛的。有什麼道理不回去呢?

眾人都想趁早回鄉卡位,朋友們都在討論著,回緬甸後的種種計劃和想像。那時,幾乎天天都有形同餞別宴般的飯局,席間毫無離別的感傷,只有對於未來大展鴻圖的希望。每天聽朋友議論著返鄉大計,我內心卻有截然不同的感受。

對於「回去」這件事,我充滿了矛盾

矛盾來自兩個層面;一是我在台灣所學的影像、設計,在緬甸勢必難以施展。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我離開緬甸已十三年,對台灣已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情感,在這裡生活的意義,早已不同於當初來台只是賺錢、脫貧而已。

現在的趙德胤,許多方面都是在「這裡」建構的,甚至可以說,我大部分的價值觀已經是個台灣人了。當認知到自己已經「台灣化」,想要割捨,就沒那麼簡單。

躊躇之際,我決定回去緬甸拍一部電影。去見證,或說是觀察,緬甸專政一百年後首次的總統大選,也許會讓我有不同的想法。

這個計劃,最後成了我的第一部劇情長片《歸來的人》。

歸來的人

《歸來的人》所描述的,就是一個在台灣打工的緬甸青年,打算趁政局改革回鄉發展。為了多賺點錢,回家的前幾天拚命加班,卻不幸在工地墜樓,死了。

主角是同鄉友人興洪,他帶著亡者的骨灰和身故賠償金回到緬甸,原本對返鄉滿懷憧憬,結果卻大失所望。為求翻身,興洪私吞了賠償金,把錢投資在玉礦裡,不料被人所騙;幾近窮途末路之時,他買了槍要把錢搶回來,卻在此時被亡者的家人發現,最後將興洪毒打了一頓。

當我帶著劇本向製作公司毛遂自薦,卻找不到資金。

他們有疑慮的是,台灣觀眾想不想看一部關於「外籍勞工」的電影?在台灣拍這種題材到底有沒有票房?最後,我沒籌到錢,連演員都跑了,所有拍攝計劃停擺。

一段時間之後,我收到一封緬甸製片的e-mail,對方在網路上看過我的參賽短片,願意支持我拍電影,但是他的電影公司才剛成立,財力有限,僅可供應劇組機票錢、攝影機與設備,以及緬甸的官方人脈與管道。

就這樣,我自導自拍,執行製片王興洪兼任男主角,再加上收音師林聖文,一共三人到緬甸,很克難地花了十五天拍攝,回到台灣後,我自己完成剪接與後製。

因為沒有人認為這部電影在台灣會有票房,我們只好將片子送到國外參展。沒想到,竟然入圍了釜山影展新潮流競賽單元、鹿特丹影展老虎獎,同時入選國外二十幾個影展。

《歸來的人》至今仍在世界各地巡迴展演,而我自己跟著這部片子親身走訪了二十幾個國家。我發現,原來電影是這麼直接的表達;只要帶著誠摯的感情,不論有沒有錢,不管哪一種語言,都有人懂,也感受得到我要說的故事。

不過,當《歸來的人》到世界各地巡迴時,我免不了被詢問:「下一步的拍片計劃是什麼?」我回答不出來,因為我根本不確定,自己可以靠當導演維生。

混亂的心

那麼,何不接著再拍一部看看?

我開始籌劃第二部電影《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

籌劃時,在泰國從事旅遊業的二哥剛買房子,我盤算著到二哥家借宿,藉機拍一部緬甸人到泰國打工的電影。確定了故事的走向,找來台灣演員吳可熙和王興洪搭檔,二○一一年十二月,劇組飛往泰國拍攝。

《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講述的,是一對緬甸兄妹偷渡到泰國,哥哥原本當導遊謀生,不料妹妹竟遭人口販子帶走,哥哥為籌贖金,鋌而走險販賣製毒原料。吳可熙飾演的,則是為求拿到台灣身分證,而幫人蛇集團運送人口的女主角。

這一次,只花了十四天,就拍攝完畢。

二○一二年,我帶著《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到歐洲,獲得鹿特丹影展HBF電影基金贊助,並入圍南特、釜山、溫哥華等影展,也賣出了全球VOD(隨選視訊)、美國電視MOD(網路數位影音)的版權。

不到兩年,拍完《歸來的人》和《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有這樣的成績,我除了驚喜之外,也開始害怕。

拍電影,真的就是這樣嗎?可以花很少的錢,快速地把心中充沛的情感,藉由劇情宣洩,然後就成為商品銷售出去?參加了這麼多的國際影展,見識到這麼多人有組織、有系統地在做電影。我開始覺得,自己對電影是這麼的無知,才膽敢如此貿然地,在資金困窘、官方管制的侷限下,以這麼土法煉鋼的方式拍電影。

在好萊塢,拍一部電影,要有一間銀行和一支軍隊來做後盾。別人是砸一千萬美金做電影,但我卻只能用不到一百萬台幣搞定一切;別人正大光明地拍電影,但我們只能偷偷摸摸地蠻幹。

因為資金困窘,以及緬甸政府當局的禁忌,多數場景被迫採游擊偷拍的方式進行。拍片過程中,總是這麼的緊繃、克難和痛苦,而最後的成品,也總是讓我自己覺得不滿意。儘管《歸來的人》、《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得到一些肯定,但對我來說,這兩部作品只達到了二十分或三十分而已,其中有太多的缺陷和不足。

如果作品只能這麼粗糙,那麼我繼續拍電影有什麼意義?或者我應該寫一個可以快速吸引資金,可以賣錢的商業劇本?還是,我照著原來的方法,先籌得多一點資金,在台灣找拍攝場地,讓團隊可以自由自在地拍攝想說的故事?

一連串問題直衝腦門,但我找不到答案。

事實上,每拍完一部片,我就會大病一場,在家裡躺上兩、三個禮拜。

即使吃得下,也能下床行動,但是精神很差,什麼事也做不了。我知道,這是因為身心匱乏,連著兩年產製出兩部電影,幾乎等於是掏空了我自己,好累!

很多前輩提醒我,做電影的狀態應該是,在放鬆的狀況下思考藝術與創作。我想,該是休息的時候了,反正暫時不缺錢過生活。

離不開的電影

電影,終究是門充滿遺憾的藝術。每當我檢視自己的作品,總感到太多缺失;回不去的,只能往前。

原本我決定放慢腳步,兩、三年內都不拍電影。《冰毒》,可說是意外之作。

它原本只是一支十五分鐘的短片《安老衣》,拍攝過程中,我腦海中總縈繞著家鄉人的許多事,很自然地發展出了長篇劇本。

《冰毒》說的是什麼呢?一對在緬甸邊境山居的貧農父子,因農作賤價難以糊口,父親決定借錢買摩托車,讓兒子到城鎮裡載客賺錢,不得已只好抵押家中唯一的資產──一頭耕牛。另一個被騙婚而嫁到中國農村的女子,藉著返鄉奔喪,決意留在家鄉掙錢。

致富的欲望,讓男女主角一起走上運毒的險路,短暫得到圓夢的幻象,最終急墜現實,失去了所有。

《冰毒》的拍攝場景,就在臘戌,劇中主角,我的故鄉。

和我一樣,是生在緬甸邊境的華人。

故事裡,主角為了求生存,嚮往著一條可以翻身的路子;現實世界裡,販毒、挖玉礦、到海外打工,是緬甸人尋求命運改變的三種途徑。我的電影中,透過不同的人物,或迫於環境,或選擇不屈服,都為了生存而尋求「改變」。

其實,《歸來的人》與《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說的都是台灣夢,前者是懷抱希望來台打工的青年,因美夢破滅,又回過頭把返鄉當作救贖。

後者是透過一位渴盼拿到台灣身分證的女子,雖然離了境,卻逃離不了命運,陷入人蛇與販毒集團糾葛的深淵。故事中的主人翁,個個滿懷希望,挑戰著命運,卻又落入現實的黑洞裡。

回到最初,我就不只是「拍電影」而已。

那是集結我個人,對於台灣與緬甸之間存在的諸多差異,所做的各種觀察和感受。

原鄉,還是歸鄉?

後來,電影公司把《歸來的人》、《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和《冰毒》,稱為「歸鄉三部曲」。這不是原本就設定好的系列電影,而是我發現,拚搏求生的故事,總是極其巧合的雷同。

為了生存,人們從鄉村遷移到城市,從國內流離到海外。他們離開了原鄉,在異地建立起家鄉,成為下一代的故鄉。可能從此再也回不去的他們,不論是物質或精神層面,在離開的那一刻起,注定成為異鄉人。

在《歸來的人》要前往鹿特丹影展之前,我正式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

我,是台灣人了。但,我真的是台灣人嗎?我的原鄉、故鄉、家鄉在哪裡?

我祖籍江蘇省南京市,高祖父因修築滇緬公路,從原鄉南京遷徙到了雲南。幾十年後,祖父因國共內戰逃亡至緬甸,父親則在臘戌生活了一輩子,期盼的就是從臘戌回到故鄉──雲南。

到了我這一代,因為家鄉臘戌的生活窮困,為了生存,兄弟姐妹流散到泰國、馬來西亞等地掙錢,我自己則是來到台灣,成了台灣人。

那麼,哪裡又是我的原鄉呢?

拍攝這三部電影的同時,每每思索及中國、緬甸與台灣,之於我家族與個人的關係,最終發現地域其實不具意義,顛沛流離都只是為了生存而已。而在我的電影中,所陳述的普世價值,大抵也就是以「生存」為核心。

這本書,到底想帶給讀者什麼?它不只是《冰毒》的幕後花絮,而是透過電影產生的過程,帶你窺見,我所看到、感受到的緬甸華人的生存狀態。

他們,應該說是「我們」,如何在中緬邊境的衝突中生存,如何在各種盤根錯節的關係中自我定位,如何在從專政轉向開放的社會中燃起希望。

這是像我這樣的一個台灣人,或說無數嚮往台灣的緬甸華人,最真實的生活樣貌;也是一群想從社會底層往上爬,急切地抓住機會以脫貧、致富的小人物,最真實的生存狀態。

這是在這個世界上,正在發生的變化,無論以前,你知不知道。

※內容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立場

※ 本文摘自《聚。離。冰毒》,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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