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夏民：「寫作沒有那麼嚴重，好好活著，出去看看這一個世界，再繼續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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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夏民
原載於作者【臉書】，經同意轉載
文／陳夏民
近日遇見一位年輕的創作者，我問他最近如何，他說：「出書後，反而覺得更迷惘了。」
「迷惘？」
「常覺得其實自己寫得很爛，為什麼還要出書？」說完，他很體貼地、帶點自嘲般地向我微笑，但我看著他，想起了過往合作過的很多作者，還有我自己。
我出版第一本書《飛踢，醜哭，白鼻毛》的時候，其實逗點已經接近兩週年了。那時，我早已經理解一本書不僅只屬於作者，而是多人的共同作品，但多少還是有些緊張，擔心自己的書是否造成某種程度上的資源浪費，或是，其實根本沒有寫得多好，不需要出版也無所謂。直到現在，就算已經出過幾本書，每次新書出版前，我仍會追問自己為什麼要出版一本書的理由。
更坦白一點，經手過那麼多本書之後，偶爾也覺得直接把文章貼在臉書上，大家直接看看還比較快，也不浪費紙漿。但這些想法，我只會留給自己，鮮少套用在他人身上。尤其是在非自費出版的狀況之下，更是如此。
畢竟編輯不會走在街上，一不小心撞到人，就對他說：「啊，不好意思撞到你，那我幫你出書吧。」能否出書，不是作者自己說了算。一個巴掌拍不響，終究是有人願意付出成本與心神，才有辦法把那些存在虛擬世界中的字元檔案一一轉化成可供閱讀的文本。
換句話說，你的書，不只是你的書，是眾人努力的產物。
然而，就算一本書的出版過程與成果是公共的、沒有隱私的，終究會在經手的每一個人心中留下深淺不一的刻痕。對我而言，一本書除了商業價值之外，最珍貴的，也就是這刻痕了。
一個有知覺的創作者，通常會發現，出版一本書的過程，是解決一個問題。就在他獨自與書稿奮戰的過程當中，他慢慢地釐清了自己生命的疑惑，或者是說，就算無法完全搞清楚，但也仔細想過了。畢竟，人生不是打電動，不是反覆操演同一步驟或是反覆投幣接關就能打敗大魔王——人，終究有所侷限，沒有經過某一階段的修煉（我會說這是時間因素），是很難跨過去的。
我還記得我在創英所口考的那一天，我的指導老師是枚綠金，另外兩位委員則是林宜澐與李永平。那時的我，二十六歲，寫了一個很爛的用短篇小說和散文拼裝而成就以為是長篇的小說。我在口考時，必須對所有的情節、文字安排有想法，但我很慌張。小孩騎大車就是我當時最常用來形容「寫小說的自己」的話。但我永遠記得一件事，就在我在評審委員們一來一往的評論之間，原以為無法通過口考的時候，李永平老師對我說了一句話：「你應該畢業，就算把你繼續留在東華，再多少年你可能也沒辦法進步。你要出去闖闖，好好生活，再回來改。」
於是，我畢業了，去了印尼，回來進入出版業、開了出版社之後，雖然渾渾噩噩一直趕工，一直尖叫啊啊啊啊啊，但我在嚴肅對待、審視、編輯他人作品的過程當中，大概學會了要怎麼寫的方法。清楚自己不是純文學的人才，但也有自己擅長的路數。這也才懂得當時李永平老師所說的話，有時候，不是自己的問題，而是「當下的」自己的問題。
身為創作者，是幸運的。因為透過思考文字的過程，我們有機會藉此反芻自身的苦樂，把那些困惑從複雜的腦海迴路中一一揀出，就算沒有辦法解決，至少也將之定位，留待未來解決。如果出版了一本書，看到的永遠只是賣得太差，或是無限放大外界的批評，那會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我常想，一本書只要有一兩句話，能夠對讀者當下有所共鳴，那或許也就值得了。想要寫出一本百分之百完全沒有瑕疵的書，反而可能壞得更慘。很多人一開始也是好好的，卻在如此彆扭又無法放鬆的過程當中，變成了可怕的、酸溜溜的人，永遠反芻著腦海裡那一本沒有寫出來的完美的作品，永遠把正在寫書掛在嘴邊卻其實根本沒有在寫，深怕批評卻又無比驕傲地把自身焦慮投射在其他寫作者身上的人。
寫作，沒有那麼嚴重的。
寫一本書，或是寫一個作品，永遠不是寫完了就算了。試想，一個懷胎十月生下的孩子，終究在他人善意呵護之下慢慢長大，有了自己的意識、經過無數調整與適應，才成為自在舒適的樣子。你又如何能夠規定你自己的一本書，能夠完美出生，完美地接受時間磨難，永遠屹立不搖？
講歸講，實際上心理壓力仍然不少。畢竟，寫完一本書，尤其是第一本書，讓他走出電腦檔案，踏入各家書店的過程，終究是在眾人目光之下進行的，這要作家如何不緊張？
那天，我對那位年輕創作者聊了很多，也以「過來人」的經驗自嘲安慰他，但其實我作弊。
《飛踢，醜哭，白鼻毛》不是我生命當中的第一本書。
我從創英所畢業十年了，我的畢業作品其實是我生命中第一本寫完的書，內文是Jing Chen幫我排版的，在東華影印部大概總共印製了不到十本，隨著歲月散佚，也不知道其他複本跑到哪裡去了。先前有編輯詢問，「創英所不是要寫一本書才能畢業？你的畢業作品呢？可以出嗎？」我都微笑拒絕，無法讓它出版。
因為我對第一本書的情緒，只剩愧疚。
先前有人向我邀稿，撰寫追憶李永平老師的文章，但我忘記了很多事情，卻一直記得他在我畢業多年後，某次電話中對我說的那幾句。
「你的畢業作品，只要中間幾篇拿掉或改好，就是很精彩的中篇小說。」
如此拙劣的作品，也曾被大師認真讀過，並且掛懷了好幾年，也算是幸運了。我常想，或許我會踏入出版業，或是說，我會踏入創作的這一條路，可能就是因為曾經有一個前輩，他願意好好地讀我的不成熟的作品，並且告訴我，沒問題，你可以的。
在李永平老師病危那幾天，我和陳允石一起去探望他。我獨自踏進加護病房，他躺著，喉嚨插管，身上貼滿儀器的線路，四目交接時，我們兩人都哭了。我一方面後悔，為什麼不在他可以好好說話的時候，與他說上幾句，卻同時想起先前在電話裡，我曾答應他：「好的，我會改好，再給你看。」
不曾改好。唯一遺留在身邊的那複本，上面密密麻麻塗改了一堆筆跡，偶爾騎車或通勤的時候，也都在思考如何修改，卻始終沒有結論——那是我就算過了十年之久，都沒有辦法解決的難題。
答應老師卻作不到的事，雖然不是我不夠努力，但也變成了我將背負一生的憾恨。但至少，在工作崗位上，或當我也變成了他人的前輩之後，有機會傳達我曾經收到的訊息。
那天，我無法對那位創作者說這些事情，我知道我會失態。但我相信他會看見這篇文章。我想告訴他，就寫吧，寫作沒有那麼嚴重，好好活著，出去看看這一個世界，再繼續寫。
不寫，才會導致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