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ollowing two tabs change content below.

身為政治動物,「認同」對人類有魔法效果。當人認為自己屬於特定群體,他會以自己身為其一員而自豪、以不同方式對待自己人和外人、願意為了群體犧牲自己的福祉。

道德心理學家海德特(Jonathan Haidt)認為這種傾向有演化上的基礎。遠古時候,人類的存活有賴群聚合作,而群聚合作需要穩定聯盟。要維持聯盟的穩定,人需要敏銳辨認敵我線索,區分自己人、敵人和背叛者,並以不同情緒態度面對他們。[1]

海德特把這種心理傾向叫做「忠誠╱背叛原則」,並將其列為影響人類政治反應的六大「道德受器」之一。如果海德特是對的,我們可以說人類在某意義上「天生」有尋求群體歸屬和認同的傾向。

然而,你有傾向尋求群體認同,這並無法決定你事實上會認為自己歸屬於哪個特定群體,得要看社會環境為你帶來怎樣的刺激。城鄉差距、家庭背景,都可能在同一個島裡形成不同的社會刺激。

以海德特的觀點來說,在演化壓力下,「忠誠╱背叛原則」的「功能」就是保家衛國,你可以從此機制被觸發之後會產生的心理狀態看得出來:

  • 想要幫助同伴的慾望。
  • 對敵人的憤怒。
  • 對背叛者的憤怒。
  • 為了自己所屬群體的好處,不惜犧牲自己的利益。

然而,我們也知道,大部分基於演化壓力出現的東西,最後用途都會歪掉

例如說,一些生物學家認為,性高潮反應之所以演化出來,是因為它增加了繁衍動機,或者令人能更有品質地繁衍。不過後來的事情你已經知道了:人高興地開發出各種跟繁衍無關的製造性高潮的方式。

在「忠誠╱背叛原則」和「認同」這方面發生的故事則是:人發現其他人的認同是自己可以操弄的。「認同」的功能是保家衛國,從十九世紀殖民國家的角度看,如果能好好運用人民的這種先天心理傾向,那是再好不過。畢竟,對於統治者來說,沒有什麼比一群心甘情願被統治,還能為自己而死的人更棒的了

太陽旗下的統治魔法

在《太陽旗下的魔法學校:日治台灣新式教育的誕生》這本書裡,師大台灣史研究所的教授許佩賢開宗明義要以學校教育為例,來介紹日本殖民時期使用的各種操弄認同的技術:

日本領有台灣以後,回顧明治維新以來本國的經驗,認為學校是改造人民最有效的工具,便將近代學校體系引進殖民地台灣,以便有效的把台灣人改造成能配合日本統治的人。[2]

在十九、二十世紀,日本算是十分積極把教育當成統治手段的殖民國家。經甲午戰爭取得台灣後,身為亞洲唯一的殖民國,背負國際眼光的日本,迫切希望向世界證明自己有管理殖民地的能力,夠資格躋身列強。

當時西方殖民者並不流行在殖民地建立積極教育系統,對他們來說,最方便的做法是把被殖民者當中的一小撮菁英送回「祖國」接受教育,把他們培養成和殖民者具有類似意識形態和技能的人,再送回殖民地,讓他們管理自己的同胞。

經過一番爭論,十九世紀末期的日本人相信積極教育是被低估的統治手段,於是在台灣進行嘗試,希望藉殖民教育「同化」台灣人。1898年,日本政府公佈「台灣公學校令」,成立六年制的公學校,以「國語」(日語)課程為主體,並加上「修身」課程。國語課讓台灣小孩接受日文,「修身」課程則影響讓他們的價值觀,相信自己的生存和資源是蒙受日本恩澤,並效忠天皇。

這些教育當然都只是手段,以初衷來說,日本人不真的想要教育台灣人什麼。在1911年轉任台灣總督府的學務課長隈本繁吉說:「今後台灣的教育方針,表面上要重視教育,實際上不要獎勵。教育機關的設置只要不要讓其他國家覺得很過分就可以⋯⋯只要設程度很低的職業教育機關就好了。」

日本人清楚教育是雙面刃, 教育可能讓人效忠你,可能讓人反過來對抗你。為了避免這些「副作用」,許多特殊安排因此產生。例如大家常在說的,早期台灣特別強的是農業和醫學,因為這些技術性、科學性的專業,跟道德思辨和政治比較沒有關聯,可避免不小心養成具備革命型態的人民。

另一種特殊安排是分離教育。在台日本孩子上的小學校,跟台灣孩子上的公學校,教的東西不同。小學校著重知識,公學校著重日文,以及服從日本統治的道德意識形態,就連少比例的知識內容,也是針對環境實用性篩選過的內容,例如健康教育和公共衛生。

這種目的導向的教育設計強調民族的區分,也強調性別的區分。不只日本,近代亞洲國家鼓勵女子就學,最初的原因是希望製造賢妻良母來生產更優良的下一代國民。在這樣的背景下女性在學校學到的是貞淑、孝順、服從之德。

學校作為統治工具

當然,基於經費、環境等背景因素,日本人殖民教育的願景實際上需要與地方勢力妥協,而當時的台灣人發現教育是自我提昇的機會。台灣人極力爭取的教育,最後也養成了許多本土人才,甚至有實力對抗日本殖民政府及隨後的國民政府。

事後看來,在當初的日本殖民者眼裡,台灣殖民教育在效果上不見得是百分百成功,但這些歷史記載已經充分顯示學校教育可以如何做為統治工具來使用並發揮功能。

學校的這種政治功能不但日本人使用,國民政府也使用,並且我們可以合理預期,會被未來的政權繼續使用。然而,政府可以在多大的範圍和深度上使用學校教育來影響人民的意識形態,是可爭議也值得爭議的問題

像我這樣的反對者會說,人民要認同和支持怎樣的政權和國家,應該讓人民自己依照合理的理由來決定,而不是由國家利用制服、儀式、令人感動的歷史故事,來繞過人的理性影響人的心理。不過我也可以想像,對於支持者來說,適當的認同教育是凝聚社會向心力必要的措施。

但我相信不管如何,身為受教育或受過教育的人民,知道教育到底對自己施了怎樣的魔法,都是一件重要的事。而這也是《太陽旗下的魔法學校》這樣的歷史學作品能帶給我們的寶貴禮物。

*感謝書籍作者許佩賢老師給本文初稿的諮詢建議。

NOTE

  1. 海德特(Jonathan Haidt) 2015《好人總是自以為是》大塊文化 姚怡平 譯 pp.213-218
  2. 許佩賢 2012《太陽旗下的魔法學校:日治台灣新式教育的誕生》東村出版 p.18
※專欄內容為作家個人創作,不代表本站立場

日治時期的生活百態:

  1. 【評書青鳥】收音機體操不只教育學校小朋友──日治台灣時的教育鏡像
  2. 日治時期,臺灣的男女老少都「打牌」?
  3. 他們是臺灣最早旅日的棒球選手,也是第一批站上甲子園球場的臺灣人。

延伸閱讀:

  • 用Line傳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