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書青鳥】收音機體操不只教育學校小朋友──日治台灣時的教育鏡像
- 作者
- 最新文章
青鳥 Bleu & Book
側記／Mitty Wu
時間：2017.10.27
主持人：陳建守（說書創辦人）
與談人：謝仕淵（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研究員兼副館長）
鄭麗玲（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教授兼系主任）
蔣竹山（國立東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兼大眾史學研究中心主任）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日治時代的台灣人，如何應對殖民統治者的教育政策，借力使力，摸索出自己的道路？」
這是《殖民地臺灣近代教育的鏡像：1930年代臺灣的教育與社會》一書，書腰上的文字。
在距離我們已有些歷史的日子裡，是現在年輕一代不曾接觸的時光。關於日治時期的台灣教育，流傳下來的紀錄都經由整理、敘述，細細轉化成無數文字，匯集成書。
由說書創辦人陳建守主持，透過蔣竹山、謝仕淵、鄭麗玲，三位相關領域的研究學者，娓娓講述關於此書的探討及評論。
「透過教育，觀看日治台灣的思維面貌。」—— 蔣竹山
日治台灣的書在市面上不少，大多是以大眾通俗的角度書寫。但是以學術研究為主，並透過淺顯文字表達的出版書籍，相較之下顯得稀有。於是蔣竹山老師開始觀察有關日治時代的書，也因為這幾年在做關於花蓮公學校的文物普查，擁有比較多機會接觸日治台灣的歷史。
「教育史在台灣歷史中是非常特別的項目。」蔣竹山說。因為在中國史和世界史中，教育史並非獨立出來的項目。但對於台灣來說卻是很值得探討的領域，尤其是日治台灣時期。蔣竹山閱讀完此書後認為，書中的概念並非全然在教育制度，而是換了另一種方式思考，強調透過教育的角度，去觀看日治台灣的思維面貌，甚至是政治的相貌。
如同「鏡像」，先有政策放影，後有民眾投射。在教育制度實施之後，民眾反映出來的另一種生活樣貌。
雖然此書談的是日治台灣的教育歷史，但作者在書中安排許多和近代日本史的對照，除了台灣教育外，也花費許多心力研究當時的日本政治與教育。過去的傳統教育史大多是制度上的研究，譬如中國科舉制度，比較少談到關於制度下人們的感受。當教育放在文化史的研究時，是生活脈絡中非常重要的議題，書中無論宏觀與微觀都有關照。透過許多圖表，能清楚讓讀者明白及對照不同時期實施制度後的變化。
書本總共八個章節，每個章節都有點出問題並擁有各自的結論，足以反映當時民眾的生活，像是公學校畢業生未來的發展，以及畢業生社會的角色與流動。
蔣竹山認為可以進一步補充的是，當全部章節串聯起來時「最後宏觀的結論」。去點明教育在社會或政治脈絡的時候，扮演了甚麼角色？凸顯為甚麼教育史這麼重要，而成為大家關注的領域。
他認為日治台灣的教育，能透過表格、圖片、排版等，以書本方式呈現，是學者將研究議題傳達出來，非常好的代表著作。
「社會往往是受到學校教育影響後的結果。」——謝仕淵
謝仕淵從台灣教育史的研究脈絡來看，這本書反映了教育的進程。在近代學校的成立過程當中，從總督府到地方共同建立起來，整個30年代的教育對於台灣來說，無論是就學率、台灣人對於教育的期待跟整個學校數量的提升，都有很顯著的不同。這部分的資料零散，缺乏一個參考書。作者的書本脈絡建立在散落的資料下，整理拼湊出兩大主題：「台灣民眾的教育想望」及「殖民政府的教育總動員」描繪出來的歷史圖像，使我們終於看到台灣當時的樣貌。包含在當時教育制度下的畢業生，他想的是什麼。
「當歷史敘述回到人文主體時，重建的過程並不容易。」他說。
謝仕淵對這本書有兩個觀察的切入點，第一個是身體的部分，也就是「收音機體操」和「健民運動」這兩個章節。在日治時期的教育中，學校是近代化啟動很重要的場域。體操和運動並不是只有身體規訓的意義，而是讓台灣人在生命上擁有共同感，進而追逐美好狀態的概念。學校內傳遞的價值與身體訓練，會進而影響整個社區，甚至影響社會。
第二個則是書中第一部分的章節標題「台灣民眾的教育想望」，在當時台灣人對於教育的渴望與需求越來越強烈，在受過教育後的知識水平下，公學校的畢業生對於進入社會求職，有更多不一樣的想法去做選擇。而學校的考試制度給予一個發生的可能，對於升學但受制於家境經濟條件的人來說，是充滿機會的管道。
對於當時有沒有貧困的人，但因為擁有讀書天賦而經由教育制度的改變而改變人生？謝仕淵老師顯得很感興趣。
他覺得可以進一步的去描繪出個體的歷史圖像，像是因為考試制度而獲得翻身機會的故事，能讓「台灣人對於教育的想望」這個主體，擁有更大且更明亮的力量。
「傳達擁有溫度的過往，是做歷史的初衷。」——鄭麗玲
「對於歷史系的學生來說，這本書會非常受用！」鄭麗玲老師一開口，寧靜的空間頓時添入活力。
她認為這本書的研究方向也是國家所重視的部分。學術性研究很扎實，擁有需多基礎史料，以及新的普查材料。可是如同書中的推薦序，她認為這本書比較多是制度面的觀照，關於台灣人如何反應、如何透過教育制度去獲得自己想要的事物，這部分描述稍微少了些。
「在交代整個大歷史時，需要把變動講出來。」但要把微觀的部分提出來，且符合論文規格，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其實在鄭麗玲老師自己在寫論文時，也會因為學術規範而文章顯得較為生硬，反而會失去一些關於人的溫度。要把學術研究轉化成真正有歷史厚度的故事，是鄭麗玲在做學術研究時想繼續發展的部分。如果問鄭麗玲老師做歷史是為了什麼？她覺得就是傳達有溫度的過往，去敘述真實在這片土地上發生的故事。
此書主要講述1930年代台灣的教育與社會，那段歷史是個很有趣的時光，1930期間發散許多事物，透過日本殖民之手帶來的種種西化影響，包含教育、價值觀、生活方式等等，和自己本土傳統做協商，與新的事物交涉出不一樣的台灣文化。
過去學者研究台灣教育史時，1930年代的資料真的少之又少，做起來相當有難度，尤其義務教育的部分，可即使資料再少，對台灣影響卻很大。作者的這本書則是把這些資料補齊，並整理出非常有系統的脈絡，令人佩服。
她個人非常喜歡第八篇的義務教育。「這非常非常非常不容易做！」鄭老師強調三次非常，想必是真的不容易研究。那年代的資料零散到很難下手，鄭麗玲認為義務教育的篇章是價值最重要的一章，關於日治時期最後的那五年，學校制度變化很大，但流傳下來的資料很不齊全。如果能把那五年的歷史，以及那些最後的、已經消失的學校一一調查出來，了解到底發生甚麼事情，一定很有意義。這是她閱讀完第八章後獲得的啟思。
對鄭麗玲來說這本書很完整，就算有所批評也是吹毛求疵的部分。她個人比較想知道義務教育制度之後的費用是否比較便宜？因為在過去經驗中，她發現日治台灣的學費並不便宜，再加上城鄉不同更顯差距，若說是台北三個月的薪水就能送孩子上學，那鄉下可能需要一整年。由於日治時期並沒有像現代強制性的義務制度，若家長負擔不起政府也不會懲罰，卻也因此無法改變他們的知識現狀。這是後續值得再討論的議題。
Mitty Wu
期許自己能拼湊微光，於是偶爾流浪，偶爾回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