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書是我寫的⋯⋯但我好討厭它啊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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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moo編輯團隊
編譯／暮琳
有人將文學創作比作為生產過程，將作品喻為作家的孩子。將心中所想化作文字出版，對多數作家而言是漫長艱辛的過程，嘔心瀝血之作問世的感動，的確可比迎接親生骨肉至世上的喜悅。然而，在某些情況下，作者會狠心譴責、拋棄作品，就連最出色的作者在面對自己最知名的作品時都可能心生憎恨。
身為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作家，卡夫卡曾在死前要求摯友燒掉他所有手稿；著名詩人W. H. Auden則在1964年的選集中將自己數首作品評為「垃圾」。究竟在甚麼情況下，作家們會轉而對自己的「孩子」心生厭惡？
卡夫卡在作品真正問世前便決心與自己的著作撇清關係，但有很大一部分的作者是因為讀者反應，所以改變了對作品的看法。龐德系列小說中的第十部：《The Spy Who Loved Me》出版後，讀者的評論便為作家伊恩．佛萊明（Ian Fleming）帶來莫大打擊。佛萊明在本書中打破以往龐德系列的傳統，改用女性第一人稱視角說故事，然而這實驗徹底失敗，書迷紛紛指稱此書劇情狗血並充滿厭女思想，出版三日後，佛萊明要求出版社將現有書籍售鑿便不要再版，1977年發行的同名電影也僅沿用書名，內容全面改編。
讀者反應不佳是問題，一夕之間聲名大噪也可能對作者造成意想不到的困擾。對《斷背山》與《發條橘子》原著小說的作者而言，改編電影帶來的除了人氣，更多的是作品被讀者曲解的氣惱。安東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討論道德選擇與善惡議題的《發條橘子》小說中，無惡不作的主角在經過一連串事件後重拾道德選擇的能力，改過向善。然而，電影版本刪去結尾，讓故事過分聚焦在性與暴力，大眾對本作的認識也被電影左右，讓吉伯斯後悔寫出這部小說。
〈斷背山〉原本是安妮．普露（Annie Proulx）在《斷背山：懷俄明故事集》（Close Range: Wyoming Stories）收錄的其中一則故事。2005年上映的同名電影為這部作品引來大量關注，但爆漲失控的評論卻讓普露認為寫下這個故事是個錯誤。電影上映後她收到大量讀者投書，來信人拒絕接受故事的悲傷結局，擅自為角色安排新的戀人使故事圓滿。普露憤而表示故事的重點並不在於兩位主角，而在於恐同症、社會環境與道德價值。更何況，角色與故事在法律上都屬於她，看到別人對她的安排指手畫腳令她感到相當不悅。
某些情況下，作品不僅被誤讀，還生了可怕的實質影響。史蒂芬．金當年以理察．巴奇曼（Richard Bachman）為名出版的小說《Rage》，用青少年挾帶槍枝在校園內行凶為故事主軸。一開始此書並未受到矚目，然而八零年代後，本書開始出現在校園槍擊案凶手的書架上。了解到事情的嚴重性，史蒂芬．金要求出版社將這本書全面下架。他不認為是這本小說引起凶手的殺機，卻同意它可能成為讓凶案發生催化劑。
另一個造成負面影響的極端例子是彼得．班奇利（Peter Benchley）的《大白鯊》。史蒂芬．史匹柏改編自此書的電影掀起巨大熱潮，卻也造成民眾對鯊魚的誤解與恐慌。《大白鯊》出版後班奇利投身鯊魚保育運動，並聲稱若是他以前和現在知道的一樣多，他絕對不會寫出這本書。
而除了讀者的厭惡與極端反應外，作品風采太盛也可能使它成為作者的心結。《小熊維尼》的作者A. A. 米恩（A. A. Milne）在成為童書作家前曾寫過劇本與小說，甚至計畫書寫偵探故事。出版《小熊維尼》雖然使他聲名大噪、贏得財富與獎項，卻也使人們忘了他曾經是小說家和劇作家。
最後，作者自己的心境轉變也可能成為作品評價大跌的理由。寫出《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等鉅著的俄國文學家托爾斯泰步入老年時以年輕時期的作品為恥。托爾斯泰在完成《安娜．卡列尼娜》後被死亡的恐懼所困，轉而探索信仰以尋找人生的答案。他將心靈輪番寄託予東正教和基督教，最後對信仰與人生有了一套全新的看法。歷經掙扎後的心境與早年時期已有了很大的出入，導致他再也難以認同年輕時期的著作。
作者、作品與讀者三者間的關係複雜而微妙。作品的理念、讀者的反應乃至作者自己都能影響一本書在其創作者心中的定位。然而每本降生於世上的書都是在傳達某種聲音，希望能被聽見，進而讓某些人、某些事有所不同。若是讀者在閱讀時從書中找到的是溫暖、樂趣、共鳴甚至救贖，那不管作者喜愛與否，一本書的存在便有其不可被取代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