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應該學學美國人的反智!?──專訪《美國的反智傳統》譯者、台大教授陳思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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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客
文／犁客
「要我說啊，」陳思賢笑得有點捉狹，「我們應該學學美國人的反智才對。」
1963年，美國哥倫比亞教授、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理查．霍夫士達特出版《美國的反智傳統》一書，指出雖然美國擁有全世界頂尖的大學，但整個教育體系幾乎就是反智思想的養成體系，整個社會傳統就乎充滿鼓勵反智的價值傳統。半個世紀之後，美國選出了一個等同於反智代名詞的總統，顯出霍夫士達特五十年前的真知灼見，也表示這本書放在現今仍未過時。
霍夫士達特認為「反智」的心態是：對現況認識不清、視野偏狹，但對智識不信任或懼怕，所以放任自己偏頗主觀的想法放大並以此判斷，而做出的錯誤判斷又會回頭加強自己的誤解。陳思賢是這本書的譯者，也是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並為這部作品寫了譯序及導讀。「去年待在美國時，我去打網球，看到牆上有『We have American Jesus』噴漆塗鴉，朋友去餐廳，因為是亞裔臉孔，站在那裡等了半小時都沒人來招呼；」陳思賢說，「這是很明顯的種族歧視，川普當選之後，這些歧視心態還會受到鼓舞。」
「反智」對個人及社會而言皆非好事，不過身為譯者，陳思賢認為台灣讀者閱讀《美國的反智傳統》時，應該想到另一件事。
台灣和美國的知識分子全都與社會脫節
「我們太over崇尚智識，是標準的尚智社會，應該學習relax；」陳思賢笑著說，「其實整個東亞文化都偏尚智，推崇世故、老成、理性；我們的孩子每一代都背唐詩，科舉制度考的是《大學》、《中庸》那些理念式的東西。」
這樣的尚智傳統一直流在傳統教育概念中，「不要玩樂、要做有意義的事」已經成為深植人心的社會價值觀，「困在這樣傳統的seriousness裡，我們的文化缺乏中產階級的頹廢；」陳思賢表示，「然而過度尚智，全人教育和通識教育就會失敗，教育改革者自己沒能接受好的全人與通識教育，教育改革就容易失敗。」
雖然教育尚智，但失之偏頗，「科舉考的是理念式的東西，但中舉的人會被派去當縣令之類的地方官僚，」陳思賢問，「為什麼會認為熟讀《大學》、《中庸》，就能勝任處理行政及地方政治的工作？」
也就是說，東亞的「尚智」與美國的「反智」，一個培養出以為知識很有用但其實不切實際的社會，一個培養出不認為知識有用以致於讓歧視民粹主導視野的社會。「所以，台灣和美國的知識分子全都與社會脫節，」陳思賢道，「不同的只是台灣的知識分子比較受人尊重。」
不屬於任何一個權力來源
是故，陳思賢所謂的「學習反智」，指的其實是停止盲目推崇抽象理念的知識學習，一方面更加關注實際應用層面的各種技能，一方面多鼓勵個人依照自身特質、朝其他領域發展──這是加入全人與通識教育的目的。陳思賢認為目前的教育課綱開始有素質導向的設計，不像從前把所有人塞進同一個模子，「年輕世代對知識的看法也有所改變，」陳思賢說，「他們會批判僵化的教育，同時不會被自己選讀的科系限制，理工科系的學生也會注意人文學科的重要。」
因為知識分子，尤其是「公共知識分子」，對一個社會的公共福祉而言相當重要──這是《美國的反智傳統》當中提及的另一個重點。「公共知識分子的特別之處，在於他不涉入任何權力；」陳思賢解釋，「他具有公共性，不屬於任何一個權力來源。公共知識分子關注的就是公共福祉，利用專業找出議題的相關認知、透過知識分子抽象嚴謹的思考訓練，做出議題的評估。」
倘若可以將公共知識分子由一個人發展到一群人，成為團體或機關，就能發揮更大力量。「變成群體，容納更多專業，通曉所有知識，立場也更超然；」陳思賢說明，「公共知識分子發言時必須表明自己的立場，讓大家以更客觀的角度來評斷他的發言，建立大家對他的信心。」
尚智觀念的好處
陳思賢認為，社會主義最後一定會變成極權主義，而民主主義可以一起規劃共同生活的藍圖，「民主制度容許各種對制度的批判，反智就是其中之一；」陳思賢說，「發展出這種病態批判雖然不好，但民主制度的包容同時也保護了自由與平等的精神。這本書裡提到美國的教育助長了反智精神，也因此出現反民主的病癥，但同時也因為有教育的支持，社會就有足夠的機制可以抵抗。」
雖然理想中的公共知識分子標準頗高，但並非難以企及；而擁有適合的公共知識分子以及尊重其客觀專業地位的群眾，對社會發展而言極有助益。
「我們的尚智觀念滲透到教育裡頭，還是有些好處的；」陳思賢又笑了，「因為尚智教育中那些對於抽象思考的訓練與善的追尋，就是公共知識分子養成的重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