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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立峰
古代典籍看起來遙遠而崇高,但也不過是當時日常的截面。更靠近一點看,經典往往也具有現代意義,有時嘴砲唬爛、有時更如網路鄉民那般機鋒生動。

要說端午節與咱們的文創產業有什麼連結,大概就是「詩人節」了。根據我在網路海搜的資料顯示,我大中華民國政府在對日抗戰期間,為了表彰屈原的愛國主義精神,將屈原投江逝世紀念日定為詩人節。當然,屈原愛的到底是哪一國,陳茻老師曾經在〈屈原若是愛國詩人,那他愛的是那一國呢〉文章裡有深度辯證,我只能推測與跟當時中華兒女抗戰所愛的國,恐怕不是同一國。

當然,屈原是個重要且偉大的作家,在風雨飄搖的年代,他願意承擔楚國任何職務,不惜粉身碎骨,也要死在楚國、埋在楚國(不好意思沒得埋)。因此先擱置愛國賣國等國族認同,我覺得屈原另一個被嚴重誤解的地方在於「詩人」這個頭銜。當然啦,詩人可以當成廣義的騷人墨客代稱,或等同於作家作者。如今網路書店趁「詩人節」行銷現代詩集,那也不是傳統詩歌的定義。

但若考察更精準一點,屈原在其寫作生涯裡,從來沒有寫過一首「詩」,他開創楚騷一體,為其後漢代辭賦奠基,留下了〈離騷〉、〈九歌〉、〈九章〉等代表作,其中沒有一首可以定義成狹義的詩歌。

在《文心雕龍》裡有〈明詩〉篇也有〈辨騷篇〉,將詩與騷這兩種文類一邊一國分得很清楚。所以我就跟那位拒絕聯考的小子觀點很類似,反對詩人併吞屈原,反對詩歌併吞楚辭,鵝鵝鵝鵝鵝(不要問我為什麼有回音)。關於屈原其後的文學影響,司馬遷說: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史記.屈原賈誼列傳》)

至於楚辭一體的發展,劉勰則是這樣說: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郁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文心雕龍.辨騷》)

好der,定義已經很清楚了。屈原其後宋玉唐勒仿效其體作賦,而楚騷基本上就是賦的形式,而騷體與辭賦在此時正式從《詩經》的「賦比興」這個技巧獨立出來,與國風小雅有明顯的區別。

辭賦界定很清楚,詩人指涉卻很模糊,大家心理不覺得毛毛的嗎?但在「愛國詩人」這個頭銜之下,屈原愛的國家產生了混淆,寫的文類也產生了混淆,從此被變成一個他不是的詩人,我覺得這可能是文類發展某種無奈。而辭賦這個先秦漢魏的重要體類,只因為我們對之缺乏了解,就被鬼隱在文學史脈絡之中。

說起「騷體」或「楚辭體」,其實也有許多爭議。簡單來說「賦」這個文體有各種變形,譬如駢賦、律賦和散賦,而騷體賦專指帶有「兮」字句的賦,而這個體類上溯即是屈原。「兮」是南方的感嘆詞,無意義,但由於兮字句造成一種迴旋往復、繾綣哀思的效果,因此楚辭體形成獨特的抒情美典。而「兮字句」格式也不大相似,鈴木虎雄《賦史大要》曾將兮字句型分成數類,包括「○○○○兮,○○○○」、「○○○兮○○○」或「○○兮○○」等,實際拿屈原的作品來說:

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涉江〉)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橘頌〉)

UCCU,是不是跟我們想像的《詩經》的四言,古詩的五言,或律絕的七言完全不同?在屈原這些辭騷裡幾乎找不到任何典型的詩句,當然,若將感嘆詞移除,如〈涉江〉首句語意為「接輿髡首,桑扈臝行」,即為四言詩;〈橘頌〉「后皇嘉樹橘徠服,受命不遷生南國」,即為七言詩,意義上不至於解不通,但就是完全不同的體類形式。而形式其實是文學發展最關鍵的部份。就像很多讀者不能理解,其實從四言的《詩經》進化到五言古詩,其間有一個巨大的鴻溝,因此耗費了漫長的時間才演化完成。

在辭賦時代後,五七言的詩歌正式確立下來,成為詩體的黃金比例。我的老師簡宗梧教授就認為:這樣的黃金比例在其他民族也可以找到對照,譬如日本的俳句(五╱七╱五)、英國的十四行詩。當然這是題外話,重點是若告知屈原他怨懟沉江的祭日成了「詩人節」,我相信他本人也會感到相當震驚。不過無論什麼節,背後難免有意識型態,反正重點是能放假就好。

※專欄內容為作家個人創作,不代表本站立場

說到端午節:

  1. 每逢端午,粽聲喧嘩──重點是米還是料?
  2. 端午,其實每個月都有!?
  3. 屈原究竟是憂國憂民,還是憂鬱症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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