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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安
1987年生的宜蘭人,在哲學系所打滾了九年,最希望的是有朝一日哲學家講話能讓大家都聽得懂。

同性結合專法施行滿一週年,行政院民調顯示,臺灣民眾支持同性婚姻者超過五成。這個數字比107年多出一成五,也和當年公投結果大相徑庭,但卻符合國際經驗:通常,在通過同性婚姻之後,國民對同性戀和同性婚姻的支持度會上升而不是下降。

不同於當初反對者的預想,同性婚姻沒有導致爸媽消失,也沒有導致人可以跟摩天輪或寵物結婚。相對地,同性婚姻導致更友善的社會氛圍,讓人更容易給同性戀他們應有的平等對待。老實說,這不是什麼「臺灣同性婚姻實驗」的結果,而是當初就可以合理預期的,因為反同者擔心的那些事,幾乎不曾在其他通過同性婚姻的國家發生。

反同者關心社會未來,但他們的價值觀限制了對未來的想像,關於通過同性婚姻之後社會看起來會怎樣,反同者執著於發想各種極端後果,而不是望向一個簡單的方向:在地球上已經通過同性婚姻的二十幾個國家裡,社會看起來如何?如果反同人士有想到這一點,就會發現自己的擔憂缺乏事實基礎。

這讓我想到一個哲學笑話:

阿諾:應該是太陽繞地球轉才對,因為看起來就是這個樣子。
小潔:那如果是地球自轉,看起來會是什麼樣子?

答案是:同一個樣子。如果阿諾有想到「若我錯了,會是怎樣?」就有機會發現自己的說法不是唯一選項。阿諾沒想到這一點,不是因為他特別笨,而是因為他是正常人,有所有正常人都有的理性特色:動機式推理。

理性如何幫我們找藉口

在《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一書裡,科學作家羅賓森(David Robson)介紹了耶魯法學院的法律學者卡漢(Dan Kahan)關於動機式推理的研究。卡漢設計了幾組相關的統計數據,請受試者根據數據分析「槍枝管制能否降低犯罪率」。結果相當有趣:當數據設計成槍枝管制能降低犯罪率,支持槍枝管制的人就容易算對;當數據反過來,反對槍枝管制的人就容易算對。

若你閱讀卡漢設計的數學題目,你會覺得它是在檢驗比例計算的數學能力,但受試者事實上能否算對,並不取決於計算能力,而是取決於他們本來的政治立場。(Robson ch.2)

我們好像可以說,在這個實驗裡,人的數學能力並不是用來算數學,而是用來從數字塑造出支持自己價值觀的說法。另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假設你在一次實驗裡算出正確答案,但比照其他受試者的表現,我們也有很好的理由相信說,假若當初給你的題目和你的政治立場不符,那你八成會算錯。在這種情況下,你算出來的那份正確答案,真的證明了你的數學能力嗎?還是說,它只證明你運氣好,抽到跟自己立場相符的題目?

類似上述實驗的研究,在認知科學界汗牛充棟,人先於推理的立場,確實會影響推理。事實上,我相信只要是在網路上打過筆戰的人,應該多少有感受到:

  • 人傾向於尋找能支持己方立場的證據。
  • 面對一份證據,人傾向於將它詮釋成能支持己方立場的樣子。
  • 若一則推論的結論和己方立場相符,人就不會對推論過程是否合理斤斤計較。
  • 若一則推論的結論和己方立場衝突,人較難友善理解推論內容,甚至更容易質疑提出推論的人的動機、智識和說話資格。

有些認知科學家主張,人用於論辯的理性能力之所以會演化出來,並不是為了讓我們把想法修正得更正確,而是為了讓我們有更多說法和立場不同的人周旋。極端一點說,在這想法底下,就算討論的話題毫無對錯可言,理性也會「正常運作」,讓我們能說出一些好像有對錯的話語,因為理性能力的目的不是區辨對錯,而是影響其他人。

人還有救嗎?

值得再度提醒的是,上述偏誤不只影響笨的人、不懂邏輯的人和吃魯肉飯不拌開的人,而是影響所有正常人。所以,人類還有救嗎?我們有辦法讓理性發揮我們原來期待的功能嗎?身為一個正常人,我認為當然有,否則的話,這篇文章的撰寫恐怕會失去意義,這對我的專欄工作來說相當不方便(誤

有些學者致力於尋找能讓理性「正常發揮」的條件。在《好人總是自以為是》一書裡,心理學家海德特(Jonathan Haidt)介紹了葛林(Joshua Green)和派斯頓(Joe Paxton)的研究,他們發現時間餘裕能讓人冷靜下來進行更公平的思考。(Haidt p.116)

此外,海德特也介紹了美國政治學者泰洛克(Philip Tetlock)的研究,在泰洛克的實驗裡,下列三個條件能讓受試者更公平對待不同觀點(Haidt p.127):

  1. 受試者知道自己需要為自己的立場提供理由,來對一群聽者進行說明。
  2. 受試者不知道這群聽者的立場。
  3. 受試者相信這群聽者在相關議題上掌握充分資訊並在意準確度。

在上述通用方法之外,我也提供一個思考技巧:當我們嘗試替「如果我是錯的,看起來會是什麼樣子?」找答案,很多時候會發現線索其實垂手可得。

如果我是錯的,看起來會是什麼樣子?

以開頭的例子來說,同性婚姻會對社會造成毀滅性的影響嗎?只要你開始思考這個問題,自然會想到可以去看看那些通過同性婚姻的社會至今表現得如何。這其實讓問題簡單許多:如果加拿大、法國或澳洲真的因為同性婚姻合法化而遭受毀滅性打擊,考慮到這是很嚴重的新聞,就算我們不是這些國家的專家,應該也會得知才對。

我想,這或許是世界上少數只要你一開始思考,就會馬上變簡單的事。思考通常會把事情變複雜,而這種情況是例外:

  1. 假設:同性婚姻會毀滅社會。
  2. 那麼,就算我對此毫無興趣,也會從各種地方被動得知加拿大、法國或澳洲正在毀滅中的新聞。
  3. 但是,我身邊毫無這類新聞跡象。
  4. 所以,我沒理由相信同性婚姻會毀滅社會。

更好的事情是,這份思維習慣可以用於各種議題,就算沒誇張到讓答案立馬顯見,也能指出實用的探索方向:

  • 高中不讀四書,會讓下一代道德淪喪嗎?或許可以看看那些四書讀最多的人是否真的比較道德高尚。臺灣人的四書閱讀情況本來就分佈不均,假設讀四書會影響道德表現,理當可以看出統計差異。
  • 如果國高中不強迫學生穿制服,學生穿比基尼上學,要怎麼辦?或許可以看一下那些不強迫學生穿制服的學校,學生衣著如何。
  • 若國家發行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會不會造成大家衣食無虞都不工作?或許可以觀察一下,那些衣食無虞的退休族群是否真的都不從事有生產力的事情。

以我自己的親身體驗為例。我曾經不滿各種政治正確倡議,認為它們缺乏基礎。例如說,當時我不認為「政治領域男性居多」能作為相信該領域有性別歧視的理由,因為此比例也可能來自女性不喜歡或不擅長政治領域的競爭。當時的我若嘗試考慮「如果我是錯的,看起來會是什麼樣子?」或許能更早就意識到喜好和能力也會受到社會影響,而能夠加深我對議題的思考。

必須說,這種思考並不愉快,因為替自己的對手找理由本身就不是愉快的事。例如我相信比起台灣政府,中國政府的統治會為台灣人民帶來更多痛苦,秉持這樣的信念,我可能不願意、覺得沒必要,去尋求證據來確認,例如比較中國人民的幸福程度。然而,若要脫離動機式推理,讓自已的信念符應證據,在一些情況下,這種不愉快的思考是唯一途徑。

最後,這種思路也不保證最後會得到正確答案。人民的道德表現、服儀規定對學生的影響、基本收入對生產力活動的影響,在社會上都受複雜的因果網干涉,嚴謹的答案不只不好取得,而且可能不存在。

不過,這些議題的討論本來也就不要求人嚴格證明自己的想法。理論上,只要你能恪盡舉證責任,就能對討論有貢獻。而問問自己「如果我是錯的,看起來會是什麼樣子?」就是協助我們恪盡舉證責任的實用方法。

※感謝 David ToFu 和 Liu Shih-Hao 給本文初稿的諮詢意見。

參考資料

  • David Robson 2020《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商業週刊 姚怡平 譯
  • Jonathan Haidt 2015《好人總是自以為是》大塊文化 姚怡平 譯
※專欄內容為作家個人創作,不代表本站立場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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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為什麼打筆戰不該追求贏?如何從筆戰學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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