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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安
1987年生的宜蘭人,在哲學系所打滾了九年,最希望的是有朝一日哲學家講話能讓大家都聽得懂。

「如果自由有什麼意義,那就是我們有權跟別人說他們不想聽的話」(If liberty means anything at all it means the right to tell people what they do not want to hear),這是《一九八四》作者喬治.歐威爾的有名句子。理論上,現代是人類擁有最多言論自由的時代,然而有人發現,我們的言論自由並不是越來越多,而是逐漸限縮。

在《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裡,法學家路加洛夫和心理學家海德特指出現代人逐漸不容忍言論自由,並提出心理歸因和解決方案。他們看起來是在譴責現代左派玻璃心,但其實指出了整個社會的問題。這本書架構龐大,若整個說法要成立,需要非常多經驗上的舉證,然而書中論點的討論價值並不倚賴作者的整個論證成立,幾乎每個分支議題都有自身重要性,這讓書本身的閱讀價值大增。

限縮言論自由的大學

大約2015年開始,應該重視言論自由的大學校園裡,對於立場不同演講者的抗議越來越激烈。在2017年柏克萊大學學生抗議右翼演講者的「米羅暴動」裡,約一千五百名抗爭者攻擊維持秩序的人員和學生,砸毀設施。

不只演講,大學課程也遭受壓力。如果課程討論歧視現象,或者大屠殺歷史,可能需要在課程說明加註「觸發警告」(trigger warning),讓學生知道課程內容可能帶來不安。在一些情況下,例如若教師試圖討論大屠殺是否曾經發生,課程可能遭到學生抗議。

2017年政治學家莫瑞(Charles Murray)受邀到佛蒙特州給演講,討論他在2012年的著作《Coming Apart》,這本著作討論白人勞工階級的社經處境,這個議題在當時受人注意,因為許多人相信白人勞工階級的支持是川普當選的原因。莫瑞的演講受到學生包圍抗議,改成直播但這並沒有阻止莫瑞和邀請他的老師在活動結束時被抗議的學生逮住攻擊。為什麼莫瑞會被抗議?是因為川普的支持者不喜歡有人研究他們嗎?並不是,莫瑞引起學生憤怒,因為他在1994年和另一學者合寫的著作裡主張種族之間的智商差異可能不完全是環境使然,而是有基因因素。顯然這些學生認為,要是你的書裡部分內容有種族歧視疑慮,那你就沒資格在大學討論白人勞工階級社經處境。

身為人類知識前沿,大學本來應該是最容忍言論自由的地方,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我們重蹈中世紀迫害科學家的歷史。然而在2015之後,大學裡的言論自由顯然逐漸限縮。這幾年的大學和學生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下簡稱「玻璃心世代」)想要回答這個問題。

近因:玻璃心世代的特徵

上述抗爭的參與者在1995前後出生,被稱為「i世代」,也就是在青少年時期恰逢iPhone上市的世代。照《玻璃心世代》的說法,為了不聽到自己不喜歡的言論,i世代抗議演講、攻擊講者,為了避免i世代聽到自己不喜歡的言論,他們就讀的大學限制講學自由。

照路加洛夫和海德特的分析,有三種「謬誤」在i世代特別顯著,是前述抗爭反應的直接原因:

脆弱的謬誤:現代人認為自己和自己的孩子都很脆弱,而且暴露於危險會讓我們更脆弱。關於脆弱的概念出現了概念蠕變(concept creep),門檻降低、涵蓋範圍變廣。例如現代「威脅安全」的門檻變低,不只是陌生人會威脅學童安全,暴露於政治不正確言論也會。這讓人認為學生有權避免不安和受冒犯。有些大學發展出「微侵犯」(microaggression)概念,讓學生可以指認那些「不見得有意,但有歧視、汙辱效果的言論、行為或環境」。

情緒推理的謬誤:照海德特說法,人的價值判斷是情緒和直覺驅動,和其他認知過程一樣受偏誤威脅。當然情緒和直覺做出的判斷不見得有錯,但可能錯。如果人沒有學會反思自己的情緒和直覺,容易被情緒和直覺誤導走上極端。在《玻璃心世代》裡,作者們認為i世代特別習慣情緒推理(emotional reasoning),單憑感覺就相信某些判斷合理:我覺得不舒服,所以你的說法有問題。而現代社會許多進展讓人更容易受偏誤控制,如大學教導學生辨認微侵犯,讓學生專注於「冒犯性言論」的效果,不鼓勵學生去理解說出言論的人的意圖,這其實就是在鼓勵情緒推理,讓學生把別人惡魔化、貼標籤。

「我們」vs「他們」的謬誤:人是部落動物,我們會因為幫助夥伴感到生命有意義,也會無意識對「別人」差別待遇。這種天性可以營造好的生活,也可能搞砸。《玻璃心世代》指出,脆弱的謬誤和情緒推理的謬誤讓現代人更容易假定敵我,造就負面的「共同敵人認同政治」,以製造和強調敵人來塑造團結,以對抗敵人來形成參與動力。如果敵人真的是敵人,這可能沒問題,但不必要地製造敵人也無助於解決問題。

遠因:養成和背景

為什麼i世代特別脆弱、特別容易陷入情緒推理,以及敵我辨識的謬誤?《玻璃心世代》整理了六種「解釋線索」(我是把這個詞理解成「我們覺得這些都是原因但不想講得那麼肯定」)。

對立循環:美國90年代後政黨極化更嚴重,人們的政治意見更極端,對對手政黨的評價更低。作者們推測,這些變化可能來自:1991冷戰結束之後人們把注意力轉移到國內政治爭議上、人們在實際生活圈上「政治分群」,只跟類似的人交往、媒體環境更多元、政黨領袖鼓勵敵對。這些因素讓美國人更討厭立場不同者。而這種厭惡成為政治行動的動機。

焦慮與憂鬱:2007智慧型手機普及,2011之後美國青少年憂鬱和自殺率攀升。照《i世代報告》作者溫特格(Jean Twenge)的研究,青少年自殺的情況跟從事「使用螢幕的活動」(電視、電腦、手機)有正相關,跟從事「不使用螢幕的活動」有負相關。

偏執教養:1995年之後出生的小孩受到家長過度保護,這讓他們更容易受前述三大謬誤影響。

遊戲減少:偏執教養、電子產品和升學主義減少了90後兒童的「自由遊戲」(free play)時間,而許多人際技能需要藉由自由遊戲學習。

行政官僚的安全至上心態:大學現代化的需求讓行政部門增長,大學公司化讓保護學生和滿足學生需求的壓力增加。

追求正義:2012~2018之間美國出現了許多具煽動性的社會議題,讓更多美國大學生成為覺醒青年。

脆弱什麼時候是問題?

玻璃心世代》認為i世代玻璃心現象值得在意,因此整理出六個可能的原因。老實說,我覺得這六條「解釋線索」當中大部分本身也很嚴重,不輸給大學生抗議演講之類的事。例如說,對立循環降低民主政治的效率並增加仇恨,考慮到這一點和其他因素,哲學家布倫南不惜因此主張我們應該考慮「一人一票」之外的民主決策方式。又例如說,如果遊戲減少和偏執教養的結果是青少年憂鬱和自殺,那本身就是需要解決的問題,不管這些人有沒有去大學教授的演講鬧場都一樣。

玻璃心世代》裡描述的許多抗議行動確實不太合理,像是莫瑞,僅僅因為過去著作裡的一個想法,就在主題無關的演講遭到抗議。然而整體而言,我並不會說學生對冒犯和歧視敏感,是一種脆弱的表現。敏感是進步的代價,舉例來說,如果我們的性平教育很成功,訓練出來的學生應該會對性別歧視言論滿敏感的;如果十九世紀末的美國學生沒有感到蓄奴言論令人髮指,那關於黑奴歷史的轉型正義教育可以說是滿失敗的。

如果1990之後出生的人對歧視仇恨言論比上一代敏感,那麼有仇恨歧視之嫌的活動遭遇更多抗議,這也是可以預期的。如果我們把這種抗爭描述成是「脆弱的謬誤」讓人太敏感而引發的反應,這似乎是在說,歧視仇恨言論造成的主要傷害是害人心情不好。

歧視仇恨言論的問題不只是害人心情不好而已。例如金鐘獎評委羅小雲失言事件,以及政大校長郭明政「400年前是衣不蔽體的原始社會」的發言,反應的是台灣社會不在乎原住民族的文化,這種不在乎讓我們很難解決文化衝突議題。如果原住民因此感到受冒犯,我們應該視為一種警訊,去確認社會有沒有好好對待原住民族文化,而不是說這是原住民太脆弱。

在這種理解下,脆弱的反應是一種訊號,提醒我們社會上有一些問題需要解決,這裡要解決的問題,不見得是特定人的言論,可能是某種刻板印象或是社會氛圍。這時候,若社會的唯一回應是「這是你太脆弱,想太多」這不但是譴責受害者,也讓我們失去進一步發現問題的機會。在學術領域暴力對待自己不同意的演講和學者是問題,但對仇恨歧視敏感則不是問題,而是解決問題的契機。

※感謝陳彥龍和piki給本文初稿的諮詢意見。

※專欄內容為作家個人創作,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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