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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客

犁客

每天半夜走進文字荒田耕作的莫名其妙生物,雜食亂栽,還沒種出一顆果實,已經犁整下畦荒地。

文/犁客

昭和8年,也就是1933年,他在東京出生──當時那裡叫「大日本帝國東京府」。那個年代,日本還是台灣的殖民母國,台灣仍在日治時期。他出生後,母親在坐月子時逝世;未滿周歲,他就被父親帶回台灣。

他的家族是商業世家,相當富裕──他讀的國小是「建成小學校」,當年大多是日本孩子讀的;祖父母為了讓他調養身體,直接在海邊買了別墅;他十歲不到就曾在上海時髦的俱樂部裡喝過彼時許多大人都不知滋味的可口可樂;他中學是在香港唸的,大學和研究所是在日本唸的。

出身這麼優渥的人,一樣逃不開時局變化。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他不但在自家門前不遠看到身分不明的屍體,父親還被抓走,祖父攀關係靠人脈找上保安司令部參謀總長,把人從牢裡弄出來;他後來聽父親說,那時被抓又被放出來的,除了父親之外,只有基隆顏國年的兒子顏滄海──顏國年是基隆的企業家,擁有礦業,富甲一方。

是的,擁有這種背景的人逃不開時局變化,但從中全身而退的機率會比一般人更高。錢是一個工具,教育水準是一個工具,交際圈及階級也是一個工具。

而他則早早確認了一件事:生在這麼有錢的人家裡,這輩子最重要的事,不是怎麼賺錢,而是怎麼花錢;不是在遊戲享樂之類方面花錢,而是怎麼透過花錢幹點要緊的大事。

研究所畢業之後,他回台灣,考了公職,在新聞局任職。外派到美國時,遇上有名的刺蔣案和中美斷交──斷交這事,早在美國官方正式宣布前,他就已從相熟的CBS主播處得知、提早通知了蔣經國政府。

不過,要待後來調派到日本,他的特質與才能,才真正發揮出來。

原來對台灣沒什麼興趣的《讀賣》、《朝日新聞》開始出現台灣報導(幾年後,李登輝總統訪美甚至成了日本媒體的頭條),中華民國的新聞局長有了「巧遇」日本首相的機會,民眾赴日旅遊洽公的簽證核發時間大幅縮短⋯⋯他在職的幾年之間,協助台灣與日本兩個沒有邦交的國家之間建立正常的新聞流通,促進行政首長的交誼關係。日治時期已經結束,台灣對日本而言,是個已然失去統治權的前殖民地,日本對中華民國政府而言,則是曾經「佔領」台灣的敵對國家。

沒有他,台灣與日本的關係,不會是現在的模樣。

他是張超英。他家地址是台北市宮前町九十番地,日治時期曾被他父親租給中華民國政府做為「駐台北辦事處」;他接受日本教育,在二二八時對國民政府幻滅,而在擔任公職後發揮了出乎意外的作用。

張超英真實而奇妙的人生,就在《宮前町九十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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