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能把自己的根砍掉嗎？」——專訪《樹的憂鬱》作者梁莉姿

文／愛麗絲

「或許我就是比較笨拙吧，想講的事沒辦法單用一本書處理完，」梁莉姿始終關注香港命題、人在時代變遷下如何存活與生活，2022 年，她出版《日常運動》，用短篇小說記錄 2019 年經歷反送中運動的香港，那是三部曲的起點，而她以「過去、現在、未來」定位三本著作。

《日常運動》寫的是 2019 年當下，新作《樹的憂鬱》闡述 2019 年所望見的未來——時至 2023 年，經歷反送中運動四年後會是什麼模樣？至於第三部曲，梁莉姿預計回頭爬梳歷史，探討香港為何走至今日樣貌，「只有足夠瞭解現在與未來，我才能沉澱回望。」

梁莉姿指出，從 2019 年末起，出於政治或疫情考量，開始有香港人考慮離鄉移民，如今每年約有超過十萬港人移民，就其人口不過七百萬而言，占比之高，說明此地已成離散城市，而梁莉姿自 2021 年離港至台灣讀書，也成為離散的一份子。

兩代憂鬱並陳，「我們能把自己的根砍掉嗎？」

一次，梁莉姿與一位在香港擔任公務員的朋友碰面，聚會中卻見友人心事重重，不斷離席接聽電話，後得知是友人妻子急著商量移民事宜。當時友人面對的，是必須在兩三個月內決定是否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不簽宣誓會被開除，但簽了也許一輩子都無法移民，再也走不開了。」

梁莉姿指出，在兩方間踟躕不前的處境，正如同香港處境的鮮明隱喻。「或許我們曾覺得能游移在兩方之間、認為自己能黑白兩道通吃、什麼都能搞定，但終究是到了被迫抉擇的節骨眼。」究竟要效忠權力，獲得經濟與生活的保障，抑或選擇離開，前往未知的一切，這是友人也是香港的兩難。

《樹的憂鬱》或許就從那刻萌芽。

「許多人常覺得香港是個『路過之地』，」過去因國共內戰、二戰、文化大革命、天安門事件，各式各樣的理由讓上一輩港人奔逃至此，梁莉姿的祖父亦是抱著沙灘浮球飄飄蕩蕩抵達的，在上一輩港人心底，或許還認為香港僅是權宜之計的居所，而非故鄉。

若比較上一輩與這一代的香港移民，追根究底也許都是中國威權迫害，但上一代是炮火打到家門口的十萬火急，什麼都顧不得，所有考量猶豫都是奢侈的，甚至有不少人拋下在中國的家庭出逃——逃命優先，所有最重要的一切都必須割捨。

然而，這一輩的香港人出生便在香港長大，在故鄉可能已累積一定資產，有家庭、有工作，是否該選擇離開？上一代的離散彷彿森林大火，人們如動物求生本能般四腳一騰，只得不背負任何行囊輕盈上路，但這一輩的港人離散卻更顯惆悵，「我們在香港扎根這麼多年，不知道要怎麼選擇，難道我們能把自己的根砍掉嗎？」

「這一代的憂鬱，是樹的憂鬱；上一代的憂鬱，是鹿的憂鬱。一隻動物上路，四蹄一躍，光溜溜，幾近無法回頭，無太多行裝，因而遷居至此，忍痛割捨。

如今他們卻被養得猶豫而奢侈，如一棵棵埋根極深的樹，枝間交錯，害羞，被動，遲滯。直至森林大火，不得不把根與枝幹拔削，裁成移行工具，許多包袱、負擔與傷感，無從抉擇。」——《樹的憂鬱》

許多港人因不同原因、背景來到台灣，梁莉姿書寫屬於這一代的移民故事，也與上一輩遙相呼應，綜合她對台港的認知，長成《樹的憂鬱》。

「要滿足這樣的凝視，永遠都是匱乏的。」

《樹的憂鬱》涵括三重交錯視角：台灣人理解的香港人、香港人理解的台灣人、台灣人想像香港人凝視的台灣。梁莉姿以《樹的憂鬱》獲得第二十三屆台北文學獎獎助年金後，寫得戰戰兢兢，「評審對這作品是期待又緊張的，他們憂慮一個香港人足夠瞭解台灣嗎？即便書寫了台灣人共同認為的事實，可那究竟是我的觀察，又或是為了附和大多數台灣人的想像呢？」種種自我質疑，讓梁莉姿在撰寫《樹的憂鬱》前期及其糾結，「我不知道要呈現一個怎樣的台灣，才是足夠的？」

梁莉姿深知自己永遠都是一位外來者，永遠無法與所有人對台灣的目光、對香港的凝視全然一致，「要滿足這樣的凝視，永遠都是匱乏的。」事實上，若在香港大街上找來十個人，每個人口中的香港極有可能全不一樣，而台灣亦是如此，「如果有一千人，就能講出一千個島、一千個世界。」梁莉姿這才決定抽離自己，放開來寫。擁有兩地經驗，和關照距離的優勢，反倒讓她既書寫多重視角，也推翻既定想像。

來台讀書，某種程度上也打破梁莉姿對台灣的想像。

從前，她的台灣印象是漂亮的觀光勝地，或華人世界第一個民主國家的嚮往，「但很多香港人對台灣的認識都只停在台北，」梁莉姿笑談香港友人曾說要來台聚會，聽聞往返她所在的花蓮得花六小時，簡直大吃一驚。

梁莉姿以列車比喻港台兩地的差異，香港好比穩定直線行進的列車，從不誤點、出軌，「所有事情講求不出亂子，在一個秩序裡好好生活、唸書、工作、結婚成家，直到退休。不談政治，因為談政治就是會亂。」而台灣則像不斷出人意料的火車，「可能會出軌、可能會撞上，但大家都覺得稀鬆平常。」台灣社會整體的複雜分歧，眾聲喧嘩，都讓梁莉姿衝擊而震撼。

我一直都不是個聽話的人

若以香港而言，或許不少人對中國想法自 2019 年有了分歧，但在此之前，梁莉姿早已反覆思索自己對中港認同的看法。

梁莉姿出生於 1995 年，兩歲時香港便回歸中國，她幾乎從未體驗過殖民時期，「我接受的教育，一直都是要愛國，要和內地密切接觸交流。」梁莉姿從中學起開始參與社運，在被外在體制要求必須融合的過程中，梁莉姿不斷自問：「香港人和中國人是一樣的嗎？」

生在香港成長，梁莉姿自然以香港人自居，一如台灣年輕一輩，多以台灣人做為自我認同。然而，中國仍不斷想以歷史民族等因素彼此羈絆，台港背後，似乎永遠有中華文化五千年的幽靈殷切召喚。但梁莉姿以現正就讀的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為例，「我們用『華文』，不用中文，中文似乎和中國脫不了關係，但華文卻能接受碎片化，你可以是零散的，可以各自表述。」大一統的思想於是能如浮雲。

「我一直都不是個聽話的人，」梁莉姿中學時讀天主教傳統女校，學校要求學生絕對服從，服從就能得到好處。那是痛苦的六年，梁莉姿笑稱自己彷彿天生反骨，「我一直都是個反體制的人，制度本身其實是個很暴力的東西啊。」中學時，梁莉姿曾撰寫一篇談論校政的文章，雖與政治全然無關，付印前日卻被師長抽稿，梁莉姿當時不可置信，「香港當時還是有言論自由的地方，怎麼學校就率先這樣封閉、自我審查呢？」

校刊文章被師長以涉及敏感議題為由抽稿，被梁莉姿寫進《樹的憂鬱》，但現實結局與小說不同。

當年，憤怒的梁莉姿跑進校長室，將稿子呈上過目，「我請校長看看我寫的新稿子，校長不知有詐嘛，看完便說覺得沒什麼問題。」這下梁莉姿可有後盾了，最後校長只得居中協調，讓該篇稿件如期刊登。梁莉姿回憶，這些小事似乎讓她早早明白，有些不公平、不公義的事，得靠自己爭取與改變，「在我的成長過程中，總是不斷思考權利的本質，究竟是什麼？」

永遠在追尋、前行的寫作者

梁莉姿像永遠帶著問號的寫作者，不斷前行。

《樹的憂鬱》中，梁莉姿一度覺得以香港女子離港來台為筆下小說主軸的明微，和自己最為相像，反覆重讀書稿後，才發現自己更像書中讀著小說的女孩雯靜。

「明微的故事像個休止符，或者句號，隨著她寫完那本書便結束了。但雯靜不同，她讀到結局仍是未知，還不知道自己的未來是什麼模樣。」而梁莉姿亦然。

「只有先追上去，才會知道。」——《樹的憂鬱》

寫完《日常運動》、《樹的憂鬱》、日後完成第三部曲，甚或是結束在台灣讀書的時光，對梁莉姿而言都算不上完結，「因為我是永遠都在追尋，永遠在前行的寫作者。」對許多事物懷抱疑問，而書寫並非替她解答，「事實上，寫作的過程我只會一直得到更多問題。」

寫作是梁莉姿關注的方式。

小說體裁，給予梁莉姿一個鬆動的位置，不必如報導文學忠實照本宣科，在小說裡，她能將人物群像適度剪裁對照，完整呈現綜觀視角，那些在大時代下無法被摸得通透的細節，是她希望藉文字細心照料的。

對梁莉姿而言，《樹的憂鬱》讀者群不限於香港與台灣，「我想探討的，不是只有中港台三地這樣區域性的離散與認同，而是所有離散群體離開舊地、進入異地時，到底該如何自處？」移民者的身份似乎總是尷尬，若堅守自身文化，彷彿顯得僵化、不融入，只能坐困小圈圈裡圍爐取暖，但若完美融入，必然在過程中丟失部分的自己，兩相拉鋸的過程，梁莉姿藉文字梳理，而故事讓一切得以被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