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讓受訪者能敞開心扉，他們應該知道自己正與誰交談──專訪12月店長芭芭拉．德米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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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訪／犁客；筆答／芭芭拉．德米克
Q1：您的幾本作品，場景都在亞洲，有什麼人、事、物，或創作品，讓您開始對亞洲產生興趣？
我的亞洲之行可說是出於機緣巧合。2001年，我擔任中東特派記者時，突然收到《洛杉磯時報》的邀請，要我前往韓國報導。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原本申請的是開羅特派記者的職位。但當時我的兒子才一歲，報社的國際新聞主編認為開羅分社的出差太頻繁，對一位母親而言，首爾可能更為合適。韓國的國土相對較小，前往北韓報導的機會也不多。在那之前，我的報導重點一直放在東歐和中東。不過，我對「分裂的國家和城市」始終著迷——我曾報導過柏林、塞拉耶佛和耶路撒冷。於是，我在毫無韓國經驗的情況下接受了這份工作，也從未回頭。之後，赴中國報導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下一步。
Q2：派駐北京及首爾期間，您一定曾到其他亞洲國家旅遊或採訪，您對哪個國家印象最深刻？為什麼？
我首次造訪亞洲是在二十多歲時，當時我透過哥倫比亞大學的「經濟與商業新聞報導獎學金計畫」受邀前往日本。我深深著迷於日本的美感、文學和歷史。那時，我已經讀過三島由紀夫的大部分作品。後來，派駐德國期間，我帶著濃厚興趣讀了伊恩．布魯瑪的經典著作《罪惡感的代價：德國與日本對二戰的記憶》（The Wages of Guilt: Memories of War in Germany and Japan），這本書比較了兩國面對二戰歷史的不同反思方式。之後派駐首爾和北京，我也曾多次前往日本，但始終沒有在那裡全職採訪過。
Q3：《竹林姊妹》當中，您提到「微博」曾是駐中國記者挖掘線索的來源，您認為這個消息來源現在還可靠嗎？您對於社群平台這幾年的變化及造成的影響有什麼看法？
社群媒體在《竹林姊妹》中扮演了關鍵角色。關於計畫生育官員搶奪嬰兒的傳聞，最早透過QQ傳開，之後又在微博上廣泛流傳。幾乎所有受害家庭都住在極度貧困且識字率低的偏遠村莊。不過，村裡總有一個受過教育的人──也許只在春節期間才從城市返鄉──會在網上發文投訴，而這些貼文往往被記者注意到並報導出來。我們持續追蹤社群媒體，試圖搶在審查機構封鎖之前掌握消息。在美國，社群媒體同樣發揮了重要作用。許多領養家庭的父母忍不住在網路上分享孩子們的生活照，例如萬聖節打扮、拆聖誕禮物的畫面，展現美式童年的幸福時刻。我正是透過一個Yahoo!群組，找到從湖南被帶走的同卵雙胞胎中的另一位。在中國，社群媒體的監控顯然更為嚴密；而美國人現在也比過去更在意隱私，對於上傳內容可能帶來的後果，也多了一層顧慮。
Q4：《我們最幸福》當中出現許多女性角色，這是您刻意挑選的嗎？或者是您獲得的資訊裡，女性的案例便是多數？《竹林姊妹》直接提及極權政體下的女性處境，您認為民主國家當中會出現的「厭女」狀況，與極權國家有什麼異同？
我並沒有刻意聚焦於女性角色，但這也絕非巧合。在撰寫每一本書的過程中，我都遇見過一些女性——她們雖然沒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卻對所處的社會有著敏銳的洞察力，比多數知識分子還要聰慧。像是薩拉耶佛的耶拉（Jela）、北韓的宋太太（兩人都是工廠女工），以及藏族市場的商販貝瑪（Pema）。在《竹林姊妹》的報導與書寫過程中，我注意到一個有趣的對照：來自湖南的生母贊華與來自德州鄉村的養母瑪莎（Marsha）竟有許多共通之處。一個是中國人，一個是美國人。她們都在青少年時期滿懷抱負，卻很早便被推回傳統的女性角色裡。性別歧視並非任何一個國家或政體所獨有的。
Q5：您在極權國家進行採訪時，有沒有遇上國家暴力介入的狀況？或者，有什麼特別的採訪經驗嗎？
就我個人而言，我從未成為國家打壓的受害者。在中國，通常真正面臨危險的是中國籍的新聞助理和口譯員；外國記者最糟不過被驅逐出境而已。我很早就學會如何低調地行事。不過，在進行《吃佛：從一座城市窺見西藏的劫難與求生》的採訪時，我確實有過幾次棘手的處境。有一晚，在一個沒有電也沒有自來水的偏遠村莊，我在漆黑中誤踩一腳，整個人跌進了污水溝──說得婉轉一點，那絕對不是愉快的經驗。在另一個村莊，我又被狗咬了。因為那趟行程必須全程低調，我直到回到北京才敢去看醫生。
Q6：《竹林姊妹》裡，您從一個記錄的角色變成一個協助雙胞胎聯絡重逢的角色，當時心裡有沒有什麼掙扎？我一位長期與關注社會運動的記者朋友曾說「採訪是交換故事」，您同意這個說法嗎？您在採訪時，會提供自己的故事嗎？
過去我一直避免書寫關於自己的事情，更喜歡像個「牆上的蒼蠅」那樣默默觀察。我不習慣用第一人稱寫作，也許是因為羞怯，也因為覺得自己不該搶走舞台的焦點。我認為《吃佛》是少數由西方人撰寫、卻沒有圍繞作者個人靈性追尋或佛教嚮往的西藏書籍之一──它專注於描寫藏人自身。至於《竹林姊妹》，我別無選擇，只能把自己寫進去，因為在尋找並促使這對雙胞胎重逢的過程中，我確實扮演了關鍵角色。不過在訪談時，我當然會談到自己。為了讓受訪者能敞開心扉，他們也應該知道自己正與誰交談──這才是最基本的公平。
Q7：當有人提供各種資料來源時，您選擇追蹤報導的標準是什麼呢？
我如何挑選書寫的對象？我會盡力採訪彼此認識、或住在同一個地方的人，這樣比較容易建立起可交叉驗證、無法輕易被質疑的敘述。最好的例子是《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Nothing to Envy: Ordinary Lives in North Korea）。我當然不是第一個報導北韓饑荒的記者，但我把焦點集中在同一座城市——清津。書中的受訪者都是那裡的居民，他們經歷過相似的事件，在相同的地點與時間，目睹飢餓與死亡。也正因如此，這本書能夠產生如此強烈的震撼力，因為它讓讀者彷彿親眼見證了這些悲劇。
Q8：您是從小就有閱讀習慣的人嗎？您小時候喜歡讀的是哪些類型的書？孩子成長的過程中，您做了什麼讓他養成閱讀環境、或者您選擇順其自然？為什麼？
我小時候讀書如飢似渴。童年大部分時間，家裡的電視都是壞的，所以書成了我唯一的消遣。我幾乎天天往圖書館跑。我的閱讀品味談不上高雅，當時最喜歡的是以女性為主角的冒險故事，比如很受歡迎的「南茜．德魯偵探小說」系列（Nancy Drew mysteries）。我兒子的閱讀則更知性些，他喜歡為年輕讀者寫的歷史書（像是「世界的故事」系列［Story of the World］），還有C.S.路易斯（C.S. Lewis）和托爾金（Tolkien）的作品。我慶幸智慧型手機和iPad出現時，他已快要成為青少年了。
Q9：有沒有某一部作品或作者，讓您決定成為記者？
我的著作受到約翰．赫西（John Hersey）極大的啟發，他是我在耶魯大學時的寫作老師。他建議年輕作家要細緻分析自己欣賞的作品的結構和文風，將其做為自身創作的模範。《我們最幸福》一書就是以赫西的《廣島》（Hiroshima）為藍本，那本書同樣圍繞著六位在1945年核爆中倖存者的經歷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