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安不要偷懶了】言論自由的願景，要被網路討論毀掉了嗎？

發表於 2015-05-252016-08-03By 朱家安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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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安

1987年生的宜蘭人，在哲學系所打滾了九年，最希望的是有朝一日哲學家講話能讓大家都聽得懂。

我跟臺灣吧合作的一個哲學影片〈上臉書攻訐講錯話的藝人，是言論自由嗎？〉上週三上線。這個影片的內容，來自我每次受邀演講哲學入門的時候，都會用來開頭的一個故事：哲學家彌爾（John Mill）對言論自由的辯護。簡單地說，彌爾認為，言論自由讓社會有機會得到一個重要的禮物：當大家都可以說話，經由討論，真理會浮上台面，而錯誤的說法則得到糾正。（彌爾比較完整的說法，可以參考〈哲學家：言論自由沒有禁止別人批評你〉）

影片播出後，許多人留言對這樣的樂觀表示疑慮：

即便有了言論自由，我們怎麼保證真理就會勝出？網路上的辯論動不動就陷入互罵，這種沒有溝通效果的溝通，真的對於決定對錯有幫助嗎？再說，即便運氣很好能分出「勝負」，我們怎麼知道這個勝負能代表對錯？搞不好是巧言令色的人帶著他們的謊言勝出咧！

確實，言論自由只為真理的勝出開了可能性，但並不保證這件事情一定會發生，而彌爾也沒有如此宣稱。在現實生活裡，我們知道，良好的討論需要很多條件支持，而這些條件在現代人進行討論的重要媒介 ──網路上面──卻很難得出現。

是彌爾「太樂觀」？還是我們應該想想該如何讓我們的討論更好？

我長久以來，對於怎樣製造良好的討論很有興趣，因為我相信好的公共討論能增進民主的效能，讓社會更完備和正義，也寫過一些文章探討為什麼我們會搞砸網路討論。這些討論的重點，通常在於我們該怎麼調整自己的心態，友善理解辯論對手的看法，並了解我們時常把對於自己的人身攻擊和挑戰看得太嚴重。在這些文章裡，我把人搞砸討論這件事情當成討論習性的問題：人不習慣用網路來討論，隔了一層網路，人往往就容易誤解對方，並變得更容易生氣，最後搞砸網路討論。我沒有想過，這些討論失敗的原因，可能來自於其他更根深蒂固的地方，例如我們的思維機制和養成這些機制的過程。

「內建偏誤」的思辨機制

有些哲學家認為，人類之所以有思考的能力，是為了追尋真理、釐清事情的真相：思考，是為了除錯求真。這樣的願景很美好，但很可惜地和近代的一些心理學研究有衝突。

我們很早就發現人的思考時常伴隨著謬誤，用《思考的藝術：52個非受迫性思考錯誤》作者杜伯里（Rolf Dobelli）的話來說，人經常「系統性地背離理性」：人不但犯錯，而且犯錯的模式還有跡可尋。事實上，這些犯錯模式實在太有系統，以致於批判思考的研究者可以把它們分門別類整理整理起來出書。對我們來說，這些錯誤是思考系統的失誤，但是一些心理學實驗似乎暗示相反的結果。

有一類常見的思考錯誤，叫做「驗證型偏誤」：人在為假說尋找證據或反證時，會不自覺地往自己想要的方向去找，並忽視代表相反立場的證據。對於一些人來說，這代表思維的失誤，需要藉由教育來糾正。然而，根據教育學者柏金斯（David Perkins）的實驗，這種想法本身有一些預設上的錯誤。¹

聰明無助於反思？

柏金斯請已經對於某立場表態的受試者寫下支持和反對該立場的論點，結果受試者寫下的「己方論點」數量，遠遠多於支持他不認同的立場的論點。或許有人會說，這很正常，沒有什麼好驚訝的，而且這就是為什麼人要接受教育來提升思考能力呀。

不過實驗還沒完，柏金斯比較不同教育程度和不同智商的受試者表現，發現令人驚訝的現象：

一般來說，受試者的教育程度越高，想出來的論點越多。
不過，若是拿同一個學校裡不同年級的學生相比，高年級的學生想出來的論點數量，並沒有比低年級多多少。
用智商預測論點數量，比用教育程度預測論點數量來得更準，這似乎顯示學校教育對於提升學生的思考能力、讓他們想出更多論點幾乎沒有幫助：學校只是選了比較聰明的學生入學，然後幾年後讓他們畢業。
然而，智商只能預測「己方論點」的數量：聰明的人會比不那麼聰明的人想出更多支持自己說法的論點，但不會想出更多對方論點。

簡單來說：

「聰明」能讓人想出越多說法來支持自己的立場，但並不會讓人更公允替對方的立場著想。
對於改善這件事情，現行的教育沒有什麼幫助。

換句話說，至少在這些實驗的例子裡，高智商反而可能提高「驗證型偏誤」的效果：讓你想到更多支持自己立場的論點。對一些學者來說，這些驗證型偏誤的顯現，暗示了人的思考能力之所以出現，或許不是為了尋求真理，而是基於其他需求，例如辯論的需要。

在最初，或許思辨是為了辯論

摩西爾（Hugo Mercier）是瑞士納沙泰爾大學的認知科學家，「社會型大腦」（the social brain hypothesis）假說的擁護者。他認為人的推理能力之所以演化出來，是為了解決一個社會性任務：和其他的人辯論並且說服他們。摩西爾這項說法可以解釋為何人會有驗證型偏誤：要說服人，我們需要的是大量的己方論點，而不是對方的論點。²

縱使如此，摩西爾並不對人的推理和思辨感到灰心，他認為，雖然我們不容易藉由教育改善人的種種思考偏誤，但若我們將思辨的單位從個人擴張到群體，便會發現：當討論的外在條件改變，人們共同做出的思辨品質也會變好。摩西爾指出，雖然人不容易想到和接受跟自己立場相左的證據，但當人不得不面對大量這類證據時，還是有機會修正自己的看法。

如何想得更好？

對於如何改善人的思辨，摩西爾的見解與賓州大學的心理學家泰洛克（Philip Tetlock）類似。泰洛克在實驗中發現，雖然人確實有對於自己的立場偏心的傾向，但是也有一些條件能促使人更小心思辨，並面對證據來修改自己的立場，這些條件包括：

受試者知道自己待會需要對聽眾提出理由來解釋自己的立場。
受試者不曉得那些聽眾的立場。
受試者認為聽眾對於相關議題掌握充分資訊，並在意論點的合理性。³

當代認知科學的進展，讓我們更了解自己的思考機制。一方面，我們越來越知道思緒和真理之間的道路比某些哲學家想的要崎嶇許多，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越來越知道該怎麼處理這些曲折和障礙。例如，摩西爾和泰洛克的研究，就讓我們可以想到：

增加討論圈的異質性，避免自己總是跟和自己立場一樣的人鬼混。
鼓勵朋友或討論者為自己的論點提出公允意見。
多想兩分鐘，避免總是下意識地認為反對意見是錯的。
參與網路討論時，隨時有心理準備對自己的說法做出進一步解釋。

在人動輒會因為說錯話而丟掉小命的時代，約翰彌爾呼籲我們應該為了真理而保護言論自由。在現在，我們更加了解自己身為人類的心智限制，也知道言論自由本身不能保障真理，但若我們依舊認同彌爾的願景，並認為尊重真相並樂於互相協調的社會值得追求，那我們應該有理由使用這些科學知識，來為彼此建立更友善於溝通的環境和心理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