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康永〈給年輕人的短信〉：你不用急著完成你的夢想，可是你要不斷地靠近夢想

一個好的死亡，是一個好的人生必備的一部分

陳文茜：聽康永講爸爸離開的事，我覺得他有一種本領，可以把他人生裡逆風的事情、有一點悲愴的東西，找到不同的看待角度。

蔡康永：中國文化其實給了我們很多看待死亡的角度，不管道家還是佛家，其實談很多。可以把死亡當成人生的一部分來看待，而不是當成人生以外的事情。

我剛回台灣時，台灣有一本書被禁了，日本作家鶴見濟寫的《完全自殺手冊》，書裡介紹各種有效率的自殺方法和細節，比方說，如果你在日本撞地鐵自殺，你的家人要負責賠償地鐵公司，所以想要這樣自殺的人，應該考慮家人能否負擔這樣的財務等問題。這本書出版時，作者很明白地說，他認為一個可以自己安排的、有效率的死亡，是一個完整人生的一個重要部分。如果你人生都安排得非常好，可是死亡卻被別人安排得亂七八糟，就像我們兩個現在對談聊得很好，可是到結尾的時候，猝死，竟然由別人來幫我們做結局，就會覺得很煩。

當時《完全自殺手冊》在台灣引起了很大爭論，很多學者不喜歡這本書帶給青少年的影響，覺得鼓吹自殺風氣。當時唯一願意上電視去替這本書講話的，只有我一個人。這幾乎是我上電視的開始，因為找不到別人願意介紹這本書，就找我去。我很熱情地推薦這本書看待死亡的態度，我覺得一個好的死亡，是一個好的人生必備的一部分。一個好的人生，結果有一個爛的死亡，不是一個理想的事情。

中國文化其實有那個淵源，有足夠的養分來面對死亡，可是不知道為什麼，到了我們這一代，卻變得非常鄉愿，不願意開朗看待死亡這件事。我很感慨，大家這麼害怕死亡這個題目，卻沒有能力開朗地面對這件一定會發生的事。提到父親或者母親的過世，我覺得，如果有一個足夠完整的態度去看待這件事，其實它完全可以納入你人生的脈絡中，而不用把它獨立開來，當成一個陰暗的、或者沉重的部分。

從小生活的氣氛，讓我覺得好像在過二手人生

陳文茜：白先勇從小在一個很沉重的家庭長大，深深地影響白先勇的創作。蔡康永也被這樣一個家庭影響，當然背景不完全一樣，可是有點類似。丁雯靜拍了一部紀錄片《太平輪》，蔡康永的父親就是太平輪的公司負責人。太平輪是一個很大的悲劇，可是到最後，蔡康永轉換出來的不是玉卿嫂，而是轉換出「挖鼻孔要靠自己」跟《康熙來了》。我覺得這個轉換過程有其道理，有其過程也有人生態度。這件事情對你的家庭、對你父親的影響都很大？

蔡康永：與其說是太平輪，我們應該把它解釋得更廣泛，就是一個老派的上海家庭，來到台灣之後，家庭裡所瀰漫的氣氛。對此，我其實有想過，不是完全沒有自覺的。從小生活的氣氛，讓我覺得好像在過二手人生。小時候，爸爸只要在家裡請客，桌上如果端上來一條黃魚，爸爸吃了一口，就會說這比在上海吃到的黃魚差了大概三倍。

如果去看京劇，白蛇可能從兩張桌子上面翻下來都非常成功，我們鼓掌叫好，我爸就會嘆一口氣說，上海的白蛇都可以從三張桌子上面翻下來的。每次聽他這麼說，我就覺得自己好像在過一個很次等的人生，什麼東西跟他的比起來，都是第二級、第三級的，都是當初那個美好範本的一個不良翻版。

還有一件事對我影響很深。有一次，我爸帶我去吃冰淇淋，遇到一個駝背的老太太，爸爸跟她打了招呼。等老太太離開後，爸爸跟我說，那是當年青島第一美人。我說她已經是像蝦米一樣的人，竟是當年青島第一美人，這讓我非常受不了。白先勇的小說《台北人》裡有非常多這樣的例子。

爸爸最美好的青春歲月是在上海。那時爸爸剛從復旦大學畢業，穿著福爾摩斯的披風，就是大衣外面還有一個坎肩那種斗篷，拿著上海人的柺杖，坐敞篷車。當時管紅綠燈的很多是印度人，在上海的法租界、英租界裡控制交通燈號。沿路風吹過來，斗篷飛舞，他們揮著柺杖，經過控制紅綠燈的印度人，就往頭盔上「鏘」敲一下，再從車裡拿出一條洋菸丟給他，那印度人就會記得你是誰。後來，爸爸朋友的車子在上海市開來開去都遇不到紅燈，因為印度人看到他的車子來就知道，會有洋菸從車子裡丟出來，趕快把紅燈改成綠燈。

聽他講這些故事，就知道他們在上海過得很爽，大學畢業以後，就是過著這種很意氣風發的生活，所以他回想他的上海歲月，是他的青春歲月，是他最美好的時光。後來到了台灣，不管他的公司經營是不是失敗，可是他最美好的記憶都停留在那個時候，他身邊看到的最美麗的人，現在都變成了老人。

每一個人都把他的青春年華，留在了那一個懷念中的上海。有人問我，為什麼爸爸在世時，不願意陪他回上海？因為我不想要接收他的那個上海。他的上海，是他回憶中的上海。我必須要靠我自己去重新接觸我這個時代的上海，不能跟著他的腳步，接收那個我從沒有接觸過的、當年他認為意氣風發、富貴榮華的上海。

應該把人生起伏當成必然的節奏

因為從小生活在一個二手的氣氛中，使我對很多事情都提不起興趣，包括很多人覺得我做節目常常有一種格格不入，或者意興闌珊的感覺。

電視台的主管常聽我這麼說，只要《康熙來了》收視率一有什麼好表現，他們要慶祝，我就說不要，因為慶祝的第二天，收視率就會掉下來，有什麼好慶祝的？收視率破紀錄，第二天就一定往下走，所以不用告訴大家，我們要開始走下坡囉！讓它很平靜地過去就好了。可是收視率很低的時候，反而就要安慰他，我們還會回到高點去。

我覺得人生起伏應該把它當成必然的節奏，而不要一驚一乍，覺得好重要，又要慶祝、又要失落、又要難過、又要開心的那種節奏感。所以，不管輪船也好，或者是家裡的氣氛也好，我的確不喜歡把我埋在那一種沉重裡。悲傷跟開心，我都覺得是很多餘的情緒。

陳文茜：康永主持金馬五十典禮，做了非常多的歷史回顧。做足了功課，也擔任評審，花非常多時間讀書，唸許多電影史和台灣電影資料，所以會想到訪問陳松勇，也提到關錦鵬在傳記裡回憶他那次得獎並不開心。在金馬五十的時刻，算是你對你自己從小電影夢，以及對曾在電影這條日光大道上奔跑的這群人的一種致敬嗎？

金馬五十 又評審又主持，其實非常忐忑

蔡康永：金馬獎主持當天晚上的所有表現，都不是我預先排練好的。金馬獎的評審在典禮當天，早上八點半聚集評審開會，一直討論到下午四點半，理論上會議要結束，所有獎項出爐，然後評審們就分別回去梳妝，準備晚上走紅地毯進典禮。我第一次碰到自己當評審又要當主持人，所以早上八點半開始討論後就一直忐忑不安，因為我晚上就要主持了。

李安導演是當年評審團的主席，大家知道李安導演的風格，他是一個節奏非常舒緩、耐心超級好的人。當天他做了一些很明智的決定，認為最大獎最佳影片應該在早上八點半就開始討論，省得後面時間很侷促卻要討論最大獎，這樣不對。結果第一個獎項就討論了兩個半鐘頭，後面還有四、五十個獎需要討論，我也沒有察覺到情況很嚴重。

隨著時間過去，越來越靠近下午四點半，李安導演依然維持他一貫舒緩的風格，比方說評審們討論完最佳剪接獎給哪一部電影，大家就鼓掌通過，通過之後李安就坐在那邊微笑一會兒，接著才回過頭說那下一個是什麼獎呢？

金馬獎執委會是很辛苦的，所以工作人員都是對電影抱著極高熱情的人，這樣的人通常也是文藝青年，通常也都非常優雅，當李安說我們來選下一個獎，然後他們就翻一下資料。這樣來回兩次以後，我就想已經來不及了，他們還在那邊慢吞吞，於是我對著金馬獎的工作人員大吼：「你們希望今天沒有人主持典禮嗎？」然後大家都很害怕，一直加快速度進行。

我不敢看李安，一邊很內疚地想，在李安面前表現得這麼沒風度很丟臉，可是一邊又很著急，趕快催大家，總算在四點半時真的選完了最後一個獎。我狂奔出去，化妝師、髮型師、服裝師全部等在外面，打算最悲慘的狀況就是在車上開始幫我化妝。

幸好，到了現場還有四十分鐘空檔，我走上舞台，想著今天典禮要怎麼開始。我心裡當然有另外的版本，可是覺得那些版本都有點不夠 Party 的感覺。過去四十九年來的影帝影后齊聚一堂，這些大明星們見過多少大場面，如果把場面搞得很緊張隆重，似乎顯得太小氣，應該要隨意一點地招待這些客人。

跳過郝龍斌市長跟龍應台部長，是因為他們在電影圈裡沒有歷史

後來發現有些對於金馬獎典禮主持的討論很有趣，當中包括：蔡康永竟然有種到跳過郝龍斌市長跟龍應台部長，沒有任何介紹。讀到這個評論時我很驚訝，因為我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跳過他們兩個人。我不是故意要表彰今天是電影人的日子所以其他人給我走開，不是這個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