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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言

伊格言

他寫作,他思索,他想觸摸心智的邊界,他在追尋一切的謎底,他用想像力重新定義了小說。

文/伊格言

外邊世界 小編碎碎念:伊格言的長篇小說《零地點GroundZero》售出日文版權了!2017年3月將由日本白水社出版。你讀過這本令人背脊發涼的小說了嗎?它是怎麼站上國際舞台的?來聽聽駱以軍和伊格言的對談吧。

(本對談並無涉及小說具體情節)

駱以軍:

「我很焦躁,因為那並非固定空間,而是個形狀流動不止的空間。在我四周,牆,樑柱,樓梯和窗戶不斷增生或消失。有些窗戶缺乏窗景,有些窗戶並不向外界敞開,有些窗戶打開之後是另一扇窗戶,有些窗戶展示著違反物理原理的景色:倒懸的沙漠,鏡湖中的礫石荒野,冰河縫隙的雨林,垂直的海底,湧動的群山,冰雪禁鎖的森林⋯⋯

樓梯可能直接在天花板上浮現,沒有開端,沒有結尾,裝置著方向錯誤、難以握持的倒裝扶手,或甚至通向不存在的他方。牆有時能被穿透,有時不能,有時像是地板或天花板的複製物,有時有著類似魔術方塊的傾斜感,彷彿重力的方向被旋轉往不同的角度⋯⋯」

───伊格言,《零地點 GroundZero

主要是此一「夢中建築」,或讓我們想到村上的「末日之街」,韋勒貝克的《一座島嶼的可能性》,或瑪格麗特‧愛特伍的《末世男女》──潘朵拉的盒子。在這樣的「末日小說」裡(作為反烏托邦科幻小說的其中一支),大災難已發生過了,文明已覆滅了;班雅明式地朝向舊昔單向街,那一切無法修補拼綴回原貌的精緻的藝術品、人文空氣、難以言說的對象花朵蕊瓣之細節的講究⋯⋯這一切已淹沒在科幻電影場景的巨大核爆,那個末日時間基點的「之前」了。之後的倖存者,似乎只是像《舊約》聖經的紀錄者:「當時是誰造了那個將一切栩栩如生的『活著的時光』全殲滅的那只惡魔的盒子?」

它既是詩意(同時失憶)的推理──密室謀殺案──當時是如何如何的?只是死者是近乎全部的人和文明本身。說這是一本「反核小說」,還不如說它已設定在「核災已無法挽回地發生過了」,再無任何可贖償、可拯救之物了。它比較像一本「死者之書」。譬如日本一九四五年後那批「戰後派小說家」──大岡昇平、太宰治,甚至像川端的〈山之音〉──超乎個人命運與意志的國家等級軍事動員,使個體面對單獨個人義理善惡無法承受之「反人類」恐怖之景;作為士兵而機械性持槍殺平民、吃同袍死者人肉⋯⋯一種散框後無法修整回去的扭曲、恐怖、痛苦、回憶的無間地獄。

這樣的憂悒氣氛充滿著你這本小說。滅絕前與滅絕後的計時。事實上,核能的某些特質近乎戰爭:國家級的類軍事動員,或科技、經濟資源的投入,意識形態的宣導(符合所謂國家未來發展);一種因這樣的巨人語境,而常使個人必須放棄不安與懷疑,犧牲、繳械個體的民主基本權。它甚至可進入戒嚴。這種「末日小說」,其實譬如《火影忍者》《進擊的巨人》這些日本動漫皆有強大傳統。一個將昆德拉所說的「小說的大冒險在卡夫卡之後已結束,此後(在現在這個世界場景裡)所有的主人公只能是土地測量員K」,將那個文明的櫛次麟比整個拆除、塗光,從空曠之境重新(也許是重回部落化或亂世遊擊隊這樣的大戰後廢墟場面)思考人類的原始道德或生存契約。

它可能成為「預言」(《啟示錄》)或「寓言」(《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一個是「災難一定會發生」的惘惘的威脅,而那必然會發生降臨的末日景觀,正是我們現在像〈預知死亡記事〉那樣全部人癱瘓不動,看著那一切荒謬的怪物在逐形完成;另一個則是量子宇宙──「此未必發生在現下這個宇宙,然必定發生在其他無數之其中一個量子態宇宙」──它被小說家寫出來了,所以它必存在。

我想你在這個時機點寫出這本小說,當然第一是「反核」;第二還是小說本身的操作和形式的選擇。譬如大江寫《空翻》便和村上春樹的《1Q84》,開闔了完全不同的哲學容載量(即使同樣在反思奧姆真理教)。我想問你寫這本小說關於這兩面向的想像?

伊格言:勇敢。我想關鍵詞正是勇氣。認錯的勇氣,改正的勇氣。我覺得您說得很準確:對於人類而言,核電這件事動用的確實是一準戰爭機制;關於這點,回顧核電歷史亦可確知此事。核能最初用以殺人(廣島、長崎,曼哈頓計畫,以暴制暴),直接是為戰爭產物;其後,人類突發奇想,將之用作能源。這最初的判斷錯誤引發了一連串令人不寒而慄的蝴蝶效應。

該怎麼辦?召喚愛,在人類真正失語之前。我始終記得普利摩‧李維在《滅頂與生還》中那令人戰慄的陳述:大屠殺的規模太大,太荒謬,毀去生命的意志過於巨大驚人,甚至連執行者都完全意識到這件事:「你們當中沒有人會活下來成為證人,就算有人僥倖存活,也不會被世人相信。或許會有懷疑、討論、史學家的研究,但不會有任何可確定的事,因為我們會將所有證據與你們一起摧毀。即使某些證據存留下來,即使你們當中有人生還,世人也會說你們描述的事件太恐怖,不可能是真的。[…]他們會相信否認到底的我們,而不是你們。納粹集中營的歷史將由我們撰述。」而作者李維的回應證辭是,不,並非如此,你依舊高估了受害者訴說與「報信」的能力(我是唯一逃出來報信的人),事實比你所預估的更為殘忍可怕,因為即使是倖存者,終究可能在被處死之前,或在漫長的劫後餘生之中,因為懼怕,因為自我保護之心理機制,因為迴避,因為內疚,因為身心耗弱,因為神智已被那極端病態的集中營體制摧毀⋯⋯他們將永久或半永久地失去訴說的能力。

這是極端恐怖的一刻。不知從何開始,文明指向了一個錯誤的方向,一個被奇怪的邪惡力量所牽引的眾多的「平庸之惡」所組成的複合體。戰爭如此,大屠殺如此,我必須說,核電極可能亦復如是。人類文明原本就是善惡並存的隨機產物,而核電起始於戰爭餘緒,起始於一場美麗的妄夢(新的能源,和平利用);但現在,事實已證明人類是過度自信了,那不是人類所能精準掌控的事物。這樣的準戰爭核電戒嚴體制,很不幸地,卻被成功地陌生化,疏離化,被政府拆解切分成為只有核電專家才有資格發言的事;所有可能的人文思考均被排除於外。我們驚訝地發現,我們完全可以代換照錄《滅頂與生還》中所引用的那些論述,擁核的台電和政府將如此宣稱:「核電的歷史(核電的效率,核電的優缺點),將由我們撰述」。

這令人恐懼。文明有犯錯的可能嗎?當然有。文明有自身的毒瘤(或許來自人類本性中邪惡的部份),癌細胞般失控的自我──如同您所引用,而我在小說中所描述的那個變幻不定難以捉摸的禁鎖空間,噩夢建築──它們從來就持續存在。戰爭,虐囚,強拆民房,軍中虐死下士。我們怎麼辦?要有勇氣認錯(就算現在錯大到沒人敢承認,像核四),要有勇氣切除它。如果我們在關鍵時刻缺乏勇氣(切‧格瓦拉說的:堅強起來,才不會丟失溫柔──如果我們還打算對自己溫柔,對人類有愛,或至少,相信人類此一物種曾在少數時刻創造出令人愛重、尊敬的高貴品質:良知、善、同情與悲憫),如果我們怯懦至無法承認錯誤,那麼我們終將迎來那戰爭與大屠殺般毀滅的一刻。

我當然不希望《零地點 GroundZero》成為現實。在這裡,小說和現實的互動是頗具辯證性的,我相信這或許足以延伸小說本身的視野。如果台灣的未來是盒子裡那隻薛丁格的貓──在那真正的毀滅降臨之前,我想所有的「預言小說」都是這樣的情形:小說本身是預言,而當小說與現實產生互動,小說與現實合看之時,整件事就變成了一個寓言,指向那個非生非死,亦生亦死的狀態。台灣非生非死,台灣亦生亦死。在那恐怖的滅絕時刻尚未臨至之時,它尚未塌陷為單一結果。我們還有機會。

駱以軍:其實我的心情是,如果以包括軍中禁閉制度將洪姓士官體虐致死事件,事後國防部的反應方式,甚或是「反核四」這件事,從台電、原能會、行政院長,甚至總統面對的方式;我的感想都是:其實他們應該要由幕僚規畫,每個月好好讀一本「好的小說」。可以請不同年紀層的重要小說家,像外頭那麼繁複的誠品講堂講座,進國防部、台電、甚至總統府,用一種讀書會的形式,一個月讀一本──譬如大江、昆德拉、略薩、卡爾維諾,甚至卡夫卡、杜斯妥也夫斯基⋯⋯這並不是在嘲諷或傲慢,而是他們的某種「對未來的想像力」被經濟學專家話語、核工專家話語,或媒體公關思維方式長期挾持了。

我有一次曾到司法院演講,坐著聽的是正副院長、檢查總長、高等法院院長、各大法官;我講的正是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第一章,引海德格的「存在的被隱蔽」──一種從歐洲笛卡爾、伽利略之後,科學與哲學的分門別類專家話語化,醫學語言、社會學語言、法律語言、政治語言、媒體、警察、軍隊、貨幣或經濟學,科技再分門別類之語言⋯⋯當時我講了波赫士、張愛玲、大江;演講結束後,我感覺司法院的演講廳有一種詭異的氣氛。長官很尷尬(但他們都是非常有教養的父執輩人了),但較年輕的法官們似乎被我笑話或故事逗的很樂。我想這是一種「將結構森嚴之國家級專家話語」搖晃,暫時液態化。他們在法律精神與法學上,絕對是這個國家的頂尖菁英,但當面對「人類文明永不止息的思索、人類存在處境的反體制化」的太多難題時,你發現作為法官,他也會迷惑的。他所依恃的法律專家話語也並不足以應變這個繁複變化的世界;因為有些問題的巨大、抽象維度,它所牽涉到的時間跨幅,所需跨域調度的參照知識體系,甚至超過了「國家」的級別。總統並不應該就等同台電的立場表態──反之,應有一些思考的嚴肅性是可以上升到「人類」 、「 文明」的層次,並不是核工專家由水泥掩體的厚度,或萬一有核災後的應變措施等等便壟斷了這個議題(何況這部分猶受到非常多的質疑,和弊端的事證)。

它不只是替代能源成本、電價計算(何況低電價並不是真的轉惠於一般民生用電),或溫室效應的「核能可能更乾淨」的問題。總統的任期最多八年,而我們現在陸續要除役的核一、核二、核三,到現在還無法找出真正嚴肅負責的高放射性核燃廢料的處理方式或掩埋地點。它的半衰期是數萬年之久。這有一種拉遠時光視距的正義天平,就是「憑甚麼為了這十年、二十年一代人的所謂電價、經濟競爭力,要花更大、極大的代價,去處置我們用過而無法消滅掉的劇毒且極難處理的核汙廢料?」

這是一個公平正義的問題 。小說創作者再被社會(作為多股意識形態累聚沖積沼澤)捲入,或觀察、感受、思索,常面臨這樣的自我翻剝──「假如我是(或竟不是)真的?」

那未必是真的,但總讓人在閱讀時光中習慣觀看較長幅員的人類行為,以較複雜參數解析所有詩語言、革命語言、宗教語言 、進步語言,它們所進駐的某一時代人心,其後的出賣與代價,偽詐與變貌。它有點像防毒軟體──不,它的前身或即某種程式創造之初,對抗或裂解整個電腦運算世界的超級病毒,我們說古老的美德:仁慈、公平、慷慨、羞惡、正義、犧牲⋯⋯它們早被最初設計以對抗的國家控制技術或資本主義體系,以及專家話語支援的知識演化所吞食、撕碎;用其屍塊長成新的複雜軀體。

宰制者同時支配了「真理」,透過軍隊、警察、司法、教育體系、稅務、土地與勞動之掌控──它在演化邏輯上是趨繁且趨於層層蔽護以避免被顛覆的建制和設計(譬如這次,你小說中寫的反核的失敗,乃至悲劇真的發生,然已超脫傳統戲劇譬如沙士比亞那樣舞台中央一個人物的懲罰或命運)。這有點像村上龍《五分後的世界》,如果歷史在某個時間像墬機那樣栽進一個褶縫,眼前同樣支撐著這看似如常活著的這些那些,可能正是「巨大後果」的惡的種籽。

但小說家必須給與這個「在之外」質疑抵抗,甚至荒謬地將之「死物化」。能否請你談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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