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安不要偷懶了】和珍奧斯汀無關的理性與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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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安
我們似乎習慣把理性和感性對立起來。例如說，若有人提出詳盡的計算數據，指出若我們把故宮文物全數賣掉，足以支援臺灣人民在可見未來的「無條件基本收入」，他可能會被指責「只用理性思考，缺乏感性」。又例如說，有些人在被指出其邏輯謬誤的時候，會自我辯護說「我這是比較感性的思考方式」。在這樣的理解下，理性和感性似乎是兩種思考方式，是人可以選的。而一個人的思考會得出什麼結果，就看你選哪一邊。
我認為上面這種理解是錯的，而且它出錯的方式，可能會連帶阻礙我們和異議者的溝通。
以上面的例子來說，當我們指責主張用故宮文物來換「無條件基本收入」的人「不夠感性」的時候，這種指責背後的意思應該是說對方不懂得欣賞故宮文物的價值。換句話說，當這種意見衝突發生，雙方的立場差異，恐怕是來自於對故宮文物（或無條件基本收入）的價值判斷不一樣。說穿了：你認為故宮文物很有價值，對方不這麼認為，所以你們對於上述方案有不同看法。在這種情況下，你們之間的差異並不是思考方式不同，而是價值觀不一樣。當你指責對方太理性的時候，其實你跟他是一樣理性：
- 他很清楚知道：把故宮文物賣掉，可以換得取怎樣的結果。
- 你很清楚知道：以上述方案換取那樣的結果，會導致故宮文物在臺灣消失。
英國哲學家休姆（David Hume）認為「理性是熱情的奴隸」。他所謂的「熱情」，指的就是人的慾望、喜好、情感這些可被統稱為價值觀的東西。在這裡，休姆並不是想要主張理性比價值觀低等，而是想要說：
透過理性的思考，我們可以知道哪些手段可以達到哪些目的。不過理性無法告訴我們，我們是否應該要達成那些目的，因為一個目的有多重要，最終是價值觀決定的。
跟前面的分析相仿，對於休姆來說，「用故宮文物換取無條件基本收入」的支持者和反對者，有可能在理性能力上沒有什麼差別，而只是擁有不同的價值觀。這些區分很重要，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你認為你跟對手的立場差異是基於不同的思考方式，而不是不同的價值觀，這可能導致你們尋求錯誤的方式來解決或者互相指責。
類似的錯誤，也發生「太功利」、「太看重效益」這些說法上。例如說，若有人主張拆除古蹟用來蓋其實是商場的運動場，可能會被指責「太功利」、「太看重效益」。這種指責方式不太恰當，因為它似乎暗示，反對開發的人之所以站在他們現在的立場上，是基於一些「效益之外的理由」。但是，想想看，到底會是哪些「效益之外的理由」呢？當我們反對用古蹟換商場，常見的理由可能是：
- 留著古蹟可以保存人文風景
- 留著古蹟可以帶來教育意義
- 留著古蹟可以增加觀光資本
這些都是效益，不是嗎？當然，支持開發的人可能會認為「人文風景」帶來的效益難以計算、「教育意義」要過很久才能收到效果，而「觀光資本」則必須動腦加以營造才能真的利用。然而，這些抱怨其實都並不否認上述條件是效益，只是在抱怨這些效益很難估計、距離現在太遙遠、不好操作。
在上述戰場中，正反雙方的衝突並不是因為其中一方太在意效益，另外一方太不在意效益，而是因為雙方對於「具備哪些性質的效益比較重要？」有不一樣的看法。套用休姆的分類，這往往也是價值觀的差別，而不是理性態度的差別。搞清楚衝突發生的癥結，我們或許就更有機會進一步釐清價值，尋求共識。
※專欄內容為作家個人創作，不代表本站立場
「你太理性！」「你才太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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