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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安
1987年生的宜蘭人,在哲學系所打滾了九年,最希望的是有朝一日哲學家講話能讓大家都聽得懂。

我們似乎習慣把理性和感性對立起來。例如說,若有人提出詳盡的計算數據,指出若我們把故宮文物全數賣掉,足以支援臺灣人民在可見未來的「無條件基本收入」,他可能會被指責「只用理性思考,缺乏感性」。又例如說,有些人在被指出其邏輯謬誤的時候,會自我辯護說「我這是比較感性的思考方式」。在這樣的理解下,理性和感性似乎是兩種思考方式,是人可以選的。而一個人的思考會得出什麼結果,就看你選哪一邊。

我認為上面這種理解是錯的,而且它出錯的方式,可能會連帶阻礙我們和異議者的溝通。

以上面的例子來說,當我們指責主張用故宮文物來換「無條件基本收入」的人「不夠感性」的時候,這種指責背後的意思應該是說對方不懂得欣賞故宮文物的價值。換句話說,當這種意見衝突發生,雙方的立場差異,恐怕是來自於對故宮文物(或無條件基本收入)的價值判斷不一樣。說穿了:你認為故宮文物很有價值,對方不這麼認為,所以你們對於上述方案有不同看法。在這種情況下,你們之間的差異並不是思考方式不同,而是價值觀不一樣。當你指責對方太理性的時候,其實你跟他是一樣理性:

  • 他很清楚知道:把故宮文物賣掉,可以換得取怎樣的結果。
  • 你很清楚知道:以上述方案換取那樣的結果,會導致故宮文物在臺灣消失。

英國哲學家休姆(David Hume)認為「理性是熱情的奴隸」。他所謂的「熱情」,指的就是人的慾望、喜好、情感這些可被統稱為價值觀的東西。在這裡,休姆並不是想要主張理性比價值觀低等,而是想要說:

透過理性的思考,我們可以知道哪些手段可以達到哪些目的。不過理性無法告訴我們,我們是否應該要達成那些目的,因為一個目的有多重要,最終是價值觀決定的。

跟前面的分析相仿,對於休姆來說,「用故宮文物換取無條件基本收入」的支持者和反對者,有可能在理性能力上沒有什麼差別,而只是擁有不同的價值觀。這些區分很重要,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你認為你跟對手的立場差異是基於不同的思考方式,而不是不同的價值觀,這可能導致你們尋求錯誤的方式來解決或者互相指責。

類似的錯誤,也發生「太功利」、「太看重效益」這些說法上。例如說,若有人主張拆除古蹟用來蓋其實是商場的運動場,可能會被指責「太功利」、「太看重效益」。這種指責方式不太恰當,因為它似乎暗示,反對開發的人之所以站在他們現在的立場上,是基於一些「效益之外的理由」。但是,想想看,到底會是哪些「效益之外的理由」呢?當我們反對用古蹟換商場,常見的理由可能是:

  • 留著古蹟可以保存人文風景
  • 留著古蹟可以帶來教育意義
  • 留著古蹟可以增加觀光資本

這些都是效益,不是嗎?當然,支持開發的人可能會認為「人文風景」帶來的效益難以計算、「教育意義」要過很久才能收到效果,而「觀光資本」則必須動腦加以營造才能真的利用。然而,這些抱怨其實都並不否認上述條件是效益,只是在抱怨這些效益很難估計、距離現在太遙遠、不好操作。

在上述戰場中,正反雙方的衝突並不是因為其中一方太在意效益,另外一方太不在意效益,而是因為雙方對於「具備哪些性質的效益比較重要?」有不一樣的看法。套用休姆的分類,這往往也是價值觀的差別,而不是理性態度的差別。搞清楚衝突發生的癥結,我們或許就更有機會進一步釐清價值,尋求共識。

※專欄內容為作家個人創作,不代表本站立場

「你太理性!」「你才太感性!」:

  1. 其實感性懂得你的理性——《其實大腦不懂你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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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 安不要偷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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