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戴偉傑

該怎麼形容眼前的長者?他一派從容,像自家長輩,目光炯炯地盯著我,坐下來便開口說:「先不要進入正題,閒聊一下。」彷彿他看穿了我的緊張。

相隔四十年,藤原新也第二度造訪台灣,他覺得時間彷若在基隆凍結,倒是當年聽著落雨聲令人感到安適的淡水,如今已是觀光聖地。

而我好奇,時光流年是否在藤原新也身上起了變化?1969年,世界各地興起學生運動的風潮,日本也不例外。「那時候的世界正在快速改變,從紀元前至少持續了兩千年、由農林漁牧所支撐的社會,也就是所謂第一產業時代或前近代,在六○年代末期開始轉變為資訊化或虛擬化社會。」這讓學生們很焦慮,但其實他們並非真正意識到問題所在,只是本能地想反抗這社會。年輕的藤原新也用他善於觀察的雙眼隱約察覺到了,原本靠身體勞動的社會終將變成虛擬的、只靠頭腦思考的社會。於是他帶著哥哥的相機,以及出版社給他的底片及經費,去了印度。後來出版了《印度放浪》(註:放浪為日文,意即流浪。),裡面的文章與照片無不為當時日本社會帶來衝擊。

「如今回想起來,會選擇去印度,因為它是很原始、真實的國度,我想去追求那些真實,想找回自己的身體性。」大多數人只用腦思考,而身體性則是藉由勞動積累在身體裡的思考,唯有思考加體驗兩者合而為一,才算完整的人。

到了印度,藤原新也不斷受到文化衝擊,他在《印度放浪》裡稱為敗北。「台灣有棒球吧,我最初到印度的時候可說是連戰連敗呢。」我們生來就全盤接受的民主主義或平等思想,認為絕對正確的真理,去了印度才知道,人絕對是生來不平等的。從戰後被灌輸的文化思想,到了印度只能慘敗,並且完全崩壞,卻也重新找到了屬於自己的生命觀與價值觀。藤原新也描述那感覺宛若褪去現在身上的衣服,最後一絲不掛,再重新思考要穿什麼樣的衣服。某種意義來說,印度放浪是一場換衣服的旅程。

這場換衣服的旅程變成了藤原新也之後所有攝影、書寫創作的原點。從印度回來後,也陸續到西藏及亞洲各地旅行,有時因為攝影工作,有時沒有目的性的移動。勞動身體總能讓他感到自在。結束一連串的旅行,回到日本他感覺這個國家沒有變好,反而愈來愈惡化,「老實說,就是沒救了。不過從過往歷史來看,這也是世界的趨勢。」他開始做各種嘗試,以犀利的文字與照片對日本社會敲起警鐘。他出版了《東京漂流》、《メメント・モリ》等書,挑戰資本主義社會只會秀出一些虛偽的美好,卻想隱蓋那些他們認為不好的,諸如骯髒、死亡、悲傷。「不論是骯髒、悲傷、死亡,光明與暗陰原本都是人的一部分,我一直認為身為人應該知道這些,也應該找回這些。」儘管如此,藤原新也從來不覺得自己做了這些事就能改變社會。雖說這個社會沒救了,他也不願就此放棄。作為提醒,總要寫寫文章、發發言,刺激一下體制。

人生連戰連敗,才能找回真實的自己──專訪《東京漂流》作家藤原新也

不過隨著年紀增長,藤原新也關心的層面也從國家走到了活在社會當下的平凡男女,他理解到衝撞激烈的文字有時會尖銳讓人無法直視,《印度放浪》、《東京漂流》他直言因為年輕才有這樣的作品。最近幾年,如《雙手合十,一無所求》或《總覺得波斯菊的影子裡藏了誰》則筆鋒一轉,溫婉訴說著芸芸眾生的人生故事,在生離死別中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

他形容這世上有許多開關,寫文章發言或攝影,就像製造打開開關的契機,有些讀者會被《東京漂流》當頭棒喝敲醒,有些可能讀了《雙手合十,一無所求》或《總覺得波斯菊的影子裡藏了誰》,心靈得到了救贖。「總有一兩個開關會被打開,而我想,這便是作家的任務。」

果真,歲月讓藤原新也變溫柔了?倒也不是。遇到不平之事他依然會在報紙、電視廣播上發表激烈的文章或言論,「某種程度,我仍然在踐行著『東京漂流』時代的工作……日本現在變成很可怕的社會,在上位者竟然想控制媒體,令媒體唯命是從,因此我偶爾會露出利爪,寫些不該寫的。」藤原新也,初心依舊未變。

如今的藤原新也可能再也無法像年輕時那般恣意行走放浪,但對時代趨勢的觀察依舊敏銳,並保持高度興趣。他喜歡和年輕人聊天。那些年輕人在他眼裡,如同二十幾歲時的自己,做任何事總像是拚了命。比方說離家出走的少女,也是抱著必死的決心踏出家門的。「和他們聊天,我可以感受到時代的氣息,從中也學到很多。所謂『以年輕人為師』,有時候他們以我為師,有時候我以他們為師。」當代攝影大師謙遜的認為,看到這些年輕人,深感自己還有很多得學習的。

這下我激動了。到底如何才能成為有如此器量的大人?我想起年輕時連戰連敗的藤原新也,也想起剛才訪問中不斷縈繞心頭的話語:「不斷地嘗試失敗,等失去一切,敗無可敗了,剩下的才是真實的自己。」

藤原看世界,以及讀者看藤原:

  1. 藤原新也:悲傷,是人的心中不可或缺的一把負面聖火
  2. 「善有善報」──我們行善是為了讓自己有好的結果嗎?
  3. 【讀者舉手】讀《總覺得波斯菊的影子裡藏了誰》──站在遠方,凝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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