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愛麗絲

「我大學四年唯一被當的就是文法課,」然而,林士鈞成為老師之後的主力卻是教授日文文法,他還承認,當初選擇日文系,其實只是第一志願外的備案,「那時候我想讀新聞相關科系,但公立大學的傳播科系,實在是不好考啊!」那時是1994年,台大日文系剛成立,對日文有興趣的台灣人並不多,幾年前有線頻道播出的日劇《東京愛情故事》還是「國語配音版」。「頂多有些人喜歡『恰克與飛鳥』吧,」當時,林士鈞進入政大東語系日文組,這是他人生與日文交會的起點。

「就是⋯⋯盡量去上課嘛,」談起初學日文的印象,一如所有大學生心照不宣的記憶,林士鈞心虛地笑了,「其實大學好像沒有什麼學日文的印象耶,我們像被丟到日本、放牛吃草,沒有系統性地學習,」林士鈞說,現在系統性的日文學習法,反而是他從日文系畢業、輾轉擔任教職後才展開。

「萬一他也睡著了怎麼辦?」

「大學的時候我們讀日文系,已經想好有兩件事不能做,一是教書,一是進日商,」林士鈞笑道——因為大學畢業後,他就進入日商公司擔任口譯;離開商社後,考取證照,到旅行社打工,在一次帶國中畢業旅行團的經驗裡,萌生「好像可以去教書看看」的念頭。

「那時班上一個男生鬧彆扭,我們幾個領隊想盡辦法哄他,一名老師從旁經過,卻只冷冷地說:『不用管他啦,他本來就這樣。』」師長的冷漠讓林士鈞意外,「我們這些領隊費盡心思,真正擔任老師的人,覺得這樣就可以了嗎?」也許是這樣的衝擊,讓林士鈞想進入教育現場一探究竟。他參加師資培育講座、藉過往人脈牽線,先於中國青年服務社開設課程,逐漸踏入教育界,而這一教,就是二十年,「到明年2月1日,剛好滿二十年。」

最初,林士鈞碰上台北市的五年計劃,各所公立高中皆開設第二外語課程,在中山女高、政大附中任教,「基本上你講得出東西,學生就會聽,」而後曾轉往崇義高中,一人獨力負責普通科、美容科、資處科的日文教學,「美容科的學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一週有三天都在實習,進學校的兩天早已累得半死,上課常忍不住睡著,」林士鈞憶起一次課堂上,幾乎全班都睡著了,只剩一位同學醒著,「我想那時候我們兩個都很緊張吧,萬一他也睡著了怎麼辦?」

從這樣的教學經驗裡,林士鈞重新審視自己的教學方式,希望讓課堂更生動活潑,不只是死板的知識傳達。「像希臘悲劇一演就一整天,但中間會穿插喜劇;日本的能劇演三天,但會有狂言這種簡單、即興的喜劇穿插其中,」林士鈞以穿插於枯燥文法間的喜劇為目標,用學生切身相關的事物舉例,讓課堂不只是單方面的講授、也不僅是依循教材的制式互動練習,「我也不能接受用投影片上課,畢竟你大燈一關,下面手機螢幕的小燈就亮了嘛!」

轉譯故事與現實

除了獨樹一格的幽默教學,林士鈞輔以選讀教材。譬如星新一的極短篇科幻小說,六到八頁的篇幅就相當適合,「它的用字不難,但不能用一般社會常識來理解,這麼一來,就必須靠日文了,」用日文理解故事,是將如符號般的表音文字,轉譯為我們理解的語言,而學習語言,正是一連串轉譯解密的過程,讓我們得以藉由文字,讀懂背後的文化脈絡。

過往林士鈞曾翻譯過漫畫、論文集《中國婦女醫療史》等,「《中國婦女醫療史》其實是中翻日,日本順天堂大學想要這本論文的日譯本,就找了三位譯者一起合作,」書中包含古代醫學等相關知識,林士鈞直言讓他接觸不少全新領域,「挺辛苦的,雖然說好像也賺不到什麼錢啦,」他開玩笑似地談論自己的翻譯經驗,而一路從日文系畢業、接案翻譯、任職日商、進入教職、寫作出版走來的人生,彷彿都在新書《不小心當了日文翻譯?新手譯者的教戰守則》中,重新梳理一遍。

人生似乎和日文脫不了關係的林士鈞,過往每一兩年就會造訪日本,搭乘新幹線四處遊覽;然而,他推薦必去的旅行地點,既非繁華絢麗的東京都,也不是值得來趟歷史迷走的京都,而是青山剛昌的故鄉——鳥取的漫天雪景,「就像川端康成的《雪國》寫的:『穿過縣界長長的隧道,便是雪國。』」推薦原因也出人意料——「下雪其實不浪漫,大家得知道這可能是件可怕的事:要是一不小心,沒搭上傍晚五點開回市區的最後一班車,真的有可能死在那邊呢!」突如其來的現實陳述,鋒利如冰刃,劃破我們自帶濾鏡的想像。

而現實或許還更措手不及一些。

「原本今年八月我應該在日本的啊!」林士鈞被疫情打亂安排,取消一個月的東奧旅行,「飯店費用到現在都還沒拿回來,」在他與日文交織的生命裡,轉譯文字背後的故事及現實,有荒唐有趣、措手不及,都成了教學寫作時的養分,領讀者走入那一片白雪皚皚中的春暖花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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