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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愛麗絲

「從有小說開始,探究的大抵離不開命運與自由意志的對抗,」賀景濱出版作品不多,卻總在書寫故事之外,探討更巨大、抽象的命題。出版上一本著作《去年在阿魯吧》已是近十年前的事,賀景濱的小說新作《我們幹過的蠢事》裡,探究的是撰寫前作時迴盪心中的提問。

《去年在阿魯吧》賀景濱寫的是虛擬實境,《我們幹過的蠢事》則在現實與科幻交錯的瞬息萬變間,探討人的主體性、自由意志是否存在。故事主角沒有姓名,為了尋找邏輯學教授,造訪歷史上間諜人口密度最高的柏林。剛下飛機,他就墜入科技架構出的天羅地網——打扮如柏林交通號誌小綠人的程式,優雅堅定地兜售各類看似荒唐,卻異常實用的指南;主角身為小說家,腦中奔馳的想像與文字,卻似乎將被故事大綱演算法取代;異地戀愛沒有不期而遇的驚喜、或者怦然心動,有的是App根據使用者釋出資訊所打造的「完美情人」——而當你全力釋出所有資訊,不正完全被這位「完美情人」玩弄於股掌之間?

如果你是玩具,你就無法玩玩具;如果你是書本,你就無法閱讀書本,對吧?」他說:「如果你是人,你要怎麼了解人?

當局者迷,身處其中,我們將永遠無法看清全貌,所以書裡附上〈外星人生存指南〉,藉外星人的旁觀視角,我們的日常成為他們的匪夷所思,甚至斷言未來我們必將寫出能演算情感、一切事物的自動程式,而「情感本來就是心智最古老的捷徑」。當心智能被演算,人類的主體性、自由意志是否將蕩然無存?人類行為會不會僅是心智演算的結果,徹底淪為科技霸權下的被操控者?

「所有的科幻都在解決現實問題,」賀景濱直言,科幻並非憑空想像,當時間被科技壓縮,「今日的科幻就是明日的歷史。」於是小說從書寫命運與自由意志的對抗、偏重情節,漸漸走向由主角鮮明個性引領故事發展,發展至今,小說不再能明確告訴我們「發生了什麼事」,而是「有什麼正在發生」——因為那些無法言說、預測的,是我們日復一日的生活。

這麼說來,不免擔憂書名《我們幹過的蠢事》一語成讖,這些「蠢事」會讓我們自己走向滅亡嗎?或者如書末,世界末日前逆行的四分鐘,正是晦暗中一絲微光?這個問題,也許未有定論。「我們的文明強大又脆弱,」賀景濱笑稱,畢竟人類總時不時讓科技失控,發明出毀滅自己的東西,「就像原子彈啊。」搖搖欲墜,惴惴不安,我們隱約感知「有什麼正在發生、在等著你」,而伸出雙手卻搆不著任何實體,可能是噩夢般的一場虛幻,卻也被賀景濱書寫為故事裡最迷人的未知。

「那是一種不由自主生出來的故事。」

多年前,賀景濱曾因迷路,開車誤闖黑森林——那如童話般的場景,讓賀景濱直言,「想體驗格林童話不一定要走一趟童話大道,只要看過萊茵河畔矗立在山丘的古堡,或是闖一次黑森林,你就會感受到有什麼美麗或恐怖的事情在等著你,那種有什麼事要發生的感覺。那是一種不由自主生出來的故事。」是的,畢竟德國的童話其實是以童話口吻,朗讀給成年人聽的民間故事,讓美麗與恐怖並存,浪漫和暴力共生。

「那時候,我每天吃完早飯就出門晃悠,」賀景濱早前曾應邀前往柏林文學會駐村一個月,他們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提供千篇一律的早餐,「奇怪的是所有人都吃不膩,至今還令人懷念。據說一般德國人的早餐也是如此,每一天、每一年都一樣,讓人想到普魯士的軍人。」亙古不變的不只飲食習慣、軍人紀律,還有根植德國文化中,對講述故事的熱愛。「任何關於書的朗讀會都能吸引群眾,他們對於書的印象好像都來自它被讀出來的聲調。」賀景濱說,只要去過一次,肯定能完全理解《我願意為妳朗讀》改編電影《為愛朗讀》中的文化脈絡。

「冷戰時柏林是被共產主義包圍的孤島,」賀景濱將小說背景設定於柏林,二戰前,這座城市的科技水平走在世界最尖端,戰後和台灣相同,位處抵抗共產主義的最前線。儘管充滿歷史傷痕、矛盾過往,卻毫不停歇地高速運轉,在這裡,好像任何悲喜與光怪陸離都能並存而不自傷。歐洲是魔幻的舊大陸,賀景濱說,自己無論任何時候都想去歐洲,「置身在那個氛圍下,你總是會去想,他們怎麼有辦法在不斷的戰爭下,還能把這塊舊大陸搞到這麼迷人?」

我們為什麼說故事、寫小說?

回望我們身處的小島,賀景濱用小說家的目光,寫下不少台灣人心有戚戚焉的觀察:

我說我來自遙遠的東方,在那個小島上,每個人天生都有弱視,一出生就得選擇或藍或綠的鏡片來觀看這世界。

你能相信嗎,我們那個島上曾經因為查緝私菸引發了一場大屠殺。

小說家的語言幫助我們釐清現實、爬梳記憶,同時也探索未知,而我們究竟為什麼開始說起故事、寫起小說?

我要說這是一個被孤獨驅動的文明。他們為了抵抗孤獨,又想弄清怎麼回事,竟然就說起了故事。故事內容從神學到物理學,從生物學到資訊學。知識只能探索這世界,但他們用想像力包圍、建構世界。

賀景濱藉書中角色之口,道出故事源自抵抗孤獨,而這竟也讓我們建構屬於自己的世界觀,只是這個世界觀究竟是現實,或是集體相信的謊言,我們無法確知,而小說家永遠在通往未知的道路上踽踽前行,用文字探索所有可能性。

但賀景濱並非一心一意,只從事文字工作的小說家。大學自中文系畢業後,因父親住院,他不得不幫忙至苗栗當礦工數年,每天早上彎腰步行約一小時至坑道盡頭,若關閉頭燈,就是置身「一百趴的黑」之中,「那段日子讓我體會到勞工的生活語言有多生猛,也讓我知道沒什麼工是不能做的。」賀景濱在德州時,還曾擔任加長型禮車司機、考了大客車駕照去註冊當校車司機,他的工作經歷如其文字,幾乎毫不設限,只在極少情況下,用刪去法做選擇,「大三時,一句一句點完鄭玄孔穎達注疏的詩經和禮記後,我徹底放棄了做學問的工作,因為我認知到我不是能被學術規範格式化的人。」

不能被學術規範格式化,賀景濱豐厚的學術涵養,用另一種形式體現於文字中。他從國中開始閱讀哲學概論,於是在作品裡,總充斥著哲學反思、科學辯證,和詼諧犀利的人文觀察——他寫小說,同時更用小說思考。《我們幹過的蠢事》原先命名為《小說小說》,「我想用小說來探討小說啊。」為了突破過往小說大多以第一、第三人稱書寫的限制,賀景濱嘗試多重視角與故事線,交錯鋪陳,提供讀者不同於以往的閱讀體驗。「我試著解決這個問題,也不知道有沒有成功啦,但總是要嘗試錯誤、才會有新東西啊!」

賀景濱如一名懷疑論者,彷彿一切都是未定論,永遠在嘗試、在尋找答案,「我算不算懷疑論者?這個問題本身就存在著悖論啦!」賀景濱提及希臘哲學軼事裡,掉落水中的懷疑論者向學生求救,學生卻回答:「我如何確知你是我的老師呢?」像一直走在沒有盡頭的道路上,賀景濱迫不及待直視前方的未知,甚至已醞釀起下一本小說的題材,「小說最迷人的地方,就是永遠保持對未知世界的熱情和好奇心。」賀景濱慧黠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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