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身處地更像是一種心意，實際上它並不存在，只是一種想像。」——專訪《失去青春的孩子》作者涂曉蝶
- 作者
- 最新文章
愛麗絲
文／愛麗絲
「過年前夕，我們全家的女生會排隊、輪流讓表妹幫我們整理頭髮，」涂曉蝶和表妹過往曾同住半年，兩人年齡僅相差四歲、情感緊密。表妹在國中畢業那年，選擇成為美髮建教生，除了在年節前善用專業、替親人們打理造型，過往更成為涂曉蝶和妹妹的專屬設計師。「表妹成為建教生後第一次離子燙考試，我就是她的第一個髮模喔。」涂曉蝶臉上略顯驕傲，和表妹間的好感情不言而喻，但在表妹成為美髮建教生後，涂曉蝶卻逐漸發覺，兩人彷彿被送往兩個截然不同的平行世界。
「表妹好像比我更早經歷、學習成為大人的過程，每天都像活在大人的世界裡。」涂曉蝶回憶，那時表妹年僅十五歲，生活卻是朝九晚九、每日上班超過十二個小時、月休六天；以實習為名，薪水低於基本工資似乎是家常便飯。工作日時，表妹總足蹬高跟鞋、搭配全套妝髮。對照當時初進大學的涂曉蝶，表妹似乎跳過少女時代的青春、轉瞬活成了大人，在繁忙的工作與生活裡，掙扎而徒勞地，試圖取得平衡。兩相對照下，表妹曾坦言，相當羨慕涂曉蝶擁有的校園生活、青春洋溢，雖看似平凡，卻是美髮建教合作制度下，建教生們必然犧牲、難以享有的那一部份。
涂曉蝶大學時期的陳美華教授，常好奇為何涂曉蝶對美髮建教生似乎特別熟悉，了解她與表妹的關係後，便鼓勵她以此為研究主題。於是，涂曉蝶深入訪談許多美髮建教生，試圖梳理系統架構下的脈絡，也試著找出讓她與表妹彷彿被推入不同世界的起點。
2014 年，涂曉蝶以《扭曲的學生，變調的勞工：檢視臺灣 美髮建教合作制度，一九五三——二○一三》為題完成碩士論文、獲得該年度臺灣社會學會的最佳碩士論文獎後，因其指導教授謝國雄老師的推薦、牽線，與游擊文化搭上線，並決心將論文改寫成書《失去青春的孩子》出版。「這其實算近年來社會書的傳統，是在我們日常裡經常聽到的事。」涂曉蝶說，在指導教授的積極倡議下，多數社會學研究生早已習慣於此——讓自己的研究結果走出學術象牙塔，讓費盡心力的研究能用更淺顯易懂的方式，變得平易近人，回歸大眾社會。
「寫書完全是另一個世界啊！」
只是將論文改寫成書，遠比涂曉蝶想像的困難上許多。
「與其說改寫，更大一部份其實是『重寫』。」涂曉蝶笑稱，論文的目的、溝通受眾和書籍大不相同，「一本書要讓人想讀下去，才有價值，」涂曉蝶以烹飪譬喻，「材料一樣是蛋和番茄，但要怎麼把這些炒成可口的番茄炒蛋？這道菜，除了自己喜歡，還得要讀者喜歡才行。」
《失去青春的孩子》寫作過程橫跨五年，前期涂曉蝶仍有正職工作，平日在出版、雜誌社擔任編輯、假日寫書稿，龐大的文字工作量，幾乎吞沒她的時間與心力。「我不敢休息、不敢替自己安排娛樂活動、不敢看電視、連睡覺都有罪惡感，」儘管涂曉蝶笑稱自己還是會偷懶休息，但總背負著巨大的罪惡感。
雖然具備出版相關從業經驗，文字工作應當駕輕就熟，但涂曉蝶毫不諱言，「寫書完全是另一個世界啊！」在重新梳理脈絡、撰寫文稿、安排全書架構時，涂曉蝶針對素材揀選也曾經歷兩難，出於保護受訪者的心意，她選擇捨棄部分極為精彩的生命故事，「書或許可以遜色，但他們的人生不能因為這本書，受到一丁點傷害。」
撰寫此書時，涂曉蝶體驗到看似無止盡的孤寂，「寫書是很孤單的，別於做研究時有夥伴一起修課、討論、寫論文、畢業，寫書幾乎只能靠自己，沒人能幫你。」看似踽踽獨行的漫漫長路上，涂曉蝶笑稱與編輯通信、開會，是無可取代的慰藉與刺激，「這些刺激可以打開我書寫的開關，並讓我覺得自己不是一個人。」
的確，除了編輯以外，那些毫無保留受訪、真誠分享生命故事的建教生們，更是支撐涂曉蝶的一大動力。「我覺得我有義務、責任將建教生和我分享的一切，讓更多人也能聽見，這些故事不能只停留在論文。」這樣的使命感，源自涂曉蝶從社會學裡獲得的柔軟目光與內心。
透過社會學，了解自己在社會上座落的象限
「我高中的時候，都是班上倒數前三名的。」涂曉蝶自承學業成績並不優秀，但一次申請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營，送審資料後，竟意外獲選參加，「我到現在都不知道當時審查標準是什麼？」但那次營隊，開啟涂曉蝶走入社會學領域的大門。「我們的輔導員是一位社會系的博士，」涂曉蝶記得當時，輔導員提出各式各樣打破既有認知、框架的問題，「像是『這個世界上有真理嗎？』『少數應該服從多數嗎？』」這些問題，乍聽讓涂曉蝶覺得莫名其妙，卻刺激她思索自己曾習以為常的那些似是而非。後來，涂曉蝶又參加了台大社會營，確立志向，「我確定這就是我喜歡的、未來想讀的東西！」
涂曉蝶的興趣與選擇，受爸媽全力尊重與支持，一路考上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清大社會學研究所，但這一切，或許早在她還不認識社會學的成長階段，就在心田播下種子。
1989 年 5 月，郭婉容以亞洲開發銀行董事的身分參加北京年會，涂曉蝶的父親以財經記者的身份前往採訪，直至六四天安門事件前兩天才返台；父母過去也曾帶著她們參與台北市內湖區大湖里保護區變住宅區的抗爭，關注各類社會議題，似乎是存在涂曉蝶血脈裡的基因。
涂曉蝶的父親有憂鬱症轉躁鬱症，父母在她高三那年離異，涂曉蝶和妹妹跟著母親生活，「前幾天整理時，翻出媽媽當年的薪水單，當時三萬五千元的月薪，要養兩個孩子、和一隻吃很多的狗，」涂曉蝶的成長過程，過得並不相對容易。她曾求助輔導老師，在輔導室內放聲大哭，直到上課鐘響才停歇；也曾面臨居無處所的困境，是師長伸出援手拉她一把。但父親的正義感、母親的善良、和她的成長經驗，彷彿內化在涂曉蝶的靈魂裡，讓她成長為一個敏感、擅長觀察、感受力很強的人。
這樣的她，在進入社會學系後，彷彿進入糖果屋的孩子，伸手所及每每疊加著對社會學的喜愛。「東海的課程很活潑，開設許多貼近生活的選修課程，像文學與社會、趨勢社會學、紀錄片與台灣社會、藝術家與社會，又或是愛情與社會、情緒的社會學考察、看漫畫學社會統計等，都讓我們看到社會學就在日常裡。」
涂曉蝶還記得，一堂「台灣社會」課程裡，學生在課堂上的報告主題包括「外籍移工母親」、「本國籍性產業工作者」、「外籍移工」等，當時大家雖不甚了解該如何找到合適的受訪者、進行田野調查，卻仍盡己所能，這也使他們的視野更加廣闊。「我是在這樣的學術環境下長大的，」涂曉蝶說，社會學迷人的地方，在於打破自己過往的認知、跨出舒適圈，「一個人，就是一個世界，我會了解我的世界和對方的不一樣、了解自己與世界的關係，更看見自己在社會上座落的象限。」
翻轉階級並非易事，我們仍需更多認識、理解、和同理
現下台灣社會，仍無可避免地長期存在文憑至上、職業有貴賤之分的風氣，「行行出狀元」似乎淪為曇花一現的口號，涂曉蝶在論文研究、撰寫《失去青春的孩子》過程裡，眼見不少美髮建教生似曾相識的家庭背景、為了成為設計師所付出、犧牲的青春，更對此深感懷疑。
「事實上，文憑至上、職業貴賤，這些指涉的都是同一件事——階級。」涂曉蝶認為，「行行出狀元」試圖打破階級焦慮，「但狀元只有一個，不是嗎？這個行業大部分的人如何了呢？這才是我在意的事情。」涂曉蝶坦言，她並不認為教育是翻轉階級的工具，「階級具體來說就是出身，而階級的流動與翻轉，被低估了。」
以自身經驗為例，她在求學過程裡，看到更多的，恐怕是以教育完成階級複製的結果。「我記得大學在東海辦就學貸款，總要排好久的隊；但研究所考上清大，卻發現辦就學貸款的人寥寥無幾。」涂曉蝶想起當時，身邊的同學告訴她：「妳不知道嗎？前幾名的大學，需要就學貸款幫忙的學生數量是很少的。」
在《失去青春的孩子》裡，透過書寫建教人生，涂曉蝶將抽象的階級具象化，讓相關議題與背後的階級苦境能被感知，「他們只是部分底層的折射，在此之外，還有更多受苦的人。」
透過書寫，涂曉蝶希望能將人們共感的開關打開，「更認識、更能理解、就更可以同理，」建教生不一定是近在咫尺、大家日常接觸的對象，所以「當我有機會靠近，就該把靠近後所聽說的事，分享給更多也想知道、但未能靠近他們的人。」而涂曉蝶更希望的，是把這一切從她與受訪者間的關係，提升至這個議題與社會間的關係，「社會若能因認識、理解、同理釋出更多善意，讓他們別那麼痛苦、或少一點痛苦，未嘗不是件好事啊。」
「這是我的建教人生」
從社會學學徒出身，在研究過程裡，涂曉蝶逐漸意識到「設身處地更像是一種心意，實際上它並不存在，只是一種想像。」見過更多她不熟悉的領域、人事物後，她變得更加謙卑，「我知道的始終太少，而我和他人之間的不同，永遠比我感知到的更多。」
涂曉蝶記起一回她為了研究，和受訪對象共同前往建教合作招生現場，建教生好奇她的學校與生活，卻從未聽聞涂曉蝶讀的清華大學、更認為當時二十四歲的她或許早已成婚，「我很驚訝，才發現對自己世界以外、意識到的竟是這麼少。」社會學的研究，讓涂曉蝶理解，「自己一定有眼光的極限、有再努力都無法超越的限制，」這也讓她成為一個更柔軟的人，試著用自己有限的力量，替那些失去青春的孩子們發聲。
「有建教生告訴我，書出版了她很開心，全家人都很開心，」受訪對象的反應，令涂曉蝶大感吃驚，「畢竟在書裡的生命故事，其實充滿許多家庭的苦痛，」但美髮建教生們卻絲毫不以為意，「他們也想看看其他建教生的故事，更有人告訴我：『終於有人把我們的心聲說出來了，這是我的建教人生。』」而那正是涂曉蝶最初的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