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愛麗絲

「論文改寫成書,除了拿掉學術語言,我大概在架構就卡關了兩、三年吧,」敲定架構後,謝嘉心印出論文全文,將各段標示號碼、手工剪下、黏貼紙片拼湊,依全書架構替論文各片段找到最適合的位置,重新梳理出如今《我的黑手父親》一書。「很神奇吧,不是電子檔排版,是自己手工剪貼的喔!」謝嘉心笑稱如此手作的方式,或許正受父親職業的潛移默化。

《我的黑手父親》以謝嘉心的碩士論文為底,「我改掉論文中對父親的第三人稱,也改以我的第一人稱視角撰寫,用父親的生命歷程梳理全書架構。」謝嘉心以父親養家活口的拖車師傅一職為切入點,除了探究鐵工與拖車產業的前世今生、台灣產業結構與經濟發展的變遷,更將父親的生命作為骨幹,比起論文中條列分明的假設與推論,在書裡,謝嘉心選擇娓娓道來她曾經陌生又熟悉的故事。

謝嘉心的父親排行老么,十五歲離鄉背井到高雄小港學習鐵工技術,成為一家之主後,全心全意投入家庭,但對自己養家活口的技術職業,在兒女面前卻引以為戒,常掛在嘴邊的總是一句「不好好念書,長大就像我一樣做工!」

儘管擁有深厚技術,為什麼父親對養活一家人的職業,總在兒女面前抱著貶抑態度?這或許是謝嘉心對父親的第一個疑問,也是此書的起點,但再往前回溯,一切要從謝嘉心接觸社會學談起。

「我是誰?」

「其實是因為我數學不好、不想只學語言、又想往台北跑啦,」謝嘉心笑稱自己考上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是「多方考量」下的結果。誤打誤撞進入清大第一個跨學科的科系,哲學、社會學、歷史學等都在她的學習範圍內。「事實上,《我的黑手父親》等同貫串了我學習社會學的生涯,」追本溯源,花費五年改寫成書,《我的黑手父親》的起點,源自大一社會學的一份作業。「第一堂課就給了我很大的刺激,」課堂上,謝嘉心彷彿重新認識父親的職業——

我所出身的家庭背景「工人」,成為一個專有名詞,有完整的定義、有判斷的標準、有統計數字、有眾多與氣質、慣習、行為與特性的分類研究,也有在總人數中所占的比例別。『工人』一詞從父親職業欄的答案變成實感的、代表著自己的、與其他人不一樣的人群分類。

當時第一份作業是「我是誰?」,更讓謝嘉心再次審視自己的生命歷程。

「我一直到高中才發現自己和同學的消費習慣、對藝文活動資訊的掌握度,因家庭背景所造成的差異。」這是謝嘉心口中所稱對階級的「鈍感」,那些家庭背景、文化資本的落差,仿若有意延遲地發生在謝嘉心身上,她在書裡,替看似意外的後知後覺,找出解答:

到了研究所,我為了撰寫論文重新回顧自己的成長經歷才發現,『工人階級』之所以沒有成為顯著影響我的因素,是因為我的父母從來不曾將工人身分視為我們一家人的出身背景,而是將父親的工人身分視為對比的借鏡,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成為一種被諄諄告誡為不能複製的他者。

「社會學是讓自己對過去已知、卻一知半解的事情,重新理解,也試著知道造成這一切的理由,而我著迷於此。」謝嘉心認為,是社會學讓她「比較不會單方面的看待人事物,而是用更客觀全面的角度深入理解,」而這深入理解的對象,包含父親,更包含她自己。

以職業分階級,是否已太過陳舊?

「我的父母都是模範爸媽,」謝嘉心說父親雖身處工地環境,卻相當有自制力,不菸不酒不賭博,多數時間,下班總直接返家。謝嘉心的母親,在家中排行老大,小小年紀便與外婆共同扛下養家的重擔。「我媽國小畢業就直接去工作了,國中學歷還是靠夜校補完的,」謝嘉心出身困苦的父母,面對一雙兒女,卻無怨無悔、傾盡全力付出所有。

「從小到大,我從來不曾感受過親情的匱乏。」在謝嘉心記憶中,父母沒有上個世代的重男輕女,給予孩子的除了滿溢的愛,還有在可負擔範圍內,各類才藝總二話不說,砸錢讓孩子多方嘗試。用勞動換取金錢,再以金錢填補孩子的教育及文化資本,謝嘉心的父母所期望的,無非是想透過教育翻轉階級,讓下一代不再承受身體勞動的辛苦。在他們的想像裡,傳統價值裡一份穩定、白領的工作,就是好工作。「和許多父母一樣,認為老師、律師、公務員就是最好的出路。」

但在謝嘉心初入職場時,一心想找「符合自己道德觀、價值觀的工作」,這些前提遠勝過薪水等外在條件。如今,她在非營利組織待了六、七年,「在這裡工作心理上很舒服,做的事很符合我的價值觀。」但若再次捫心自問,一份好工作的定義是什麼?該追求什麼樣的工作?「我是游移不定的,」謝嘉心開玩笑似地說,自己已經被現實打敗,但談及對於選擇工作時,保有心靈上的自在,她仍目光堅定,「大概還是希望在麵包與心靈健康間找到平衡點吧,但我也時不時問自己,我該離開舒適圈嗎?」

「農奴、種姓,都是階級分類制度,在台灣最常見的則是以職業分階級。」當年謝嘉心依循父母的教育「好好念書」,試圖讓自己在追求學歷至上的社會,佔有一席之地,而也是這樣「唯有讀書高」的傳統價值、社會階級分類,讓謝嘉心自幼被父親灌輸,得對撐起一家人的技術絕活引以為鑒。但在「好好念書」之後,真的能替自己提升階級、找到一條比較順遂的人生道路嗎?

「教育確實可能是 CP 值最高,能夠翻轉階級的方式,」謝嘉心對此從不否認,但在她的研究、梳理父親的生命過程中,卻開始對此有了新的見解。「以職業作為社會階級評判、聲望高下的標準,是否已太陳舊、需要汰換?追求學歷或者技術,兩者間難道必有優劣高下之分嗎? 」這些疑問,謝嘉心自承仍沒有答案,但至少在這一趟研究、寫書的過程裡,她終能靠近父親一直以來刻意避諱談起的工作日常,無論是她與父親,都找到更坦然自在、面對彼此和自己的方式。「很有趣,爸爸一直想讓我和他的工作保持距離,但我卻因為研究,和他的職業產生更緊密的關聯。」

而謝嘉心的弟弟,在同樣的教育模式下成長,確實「好好念書」後讀到博士,卻在因緣際會下,因工作需求,前兩年開始準備考取父親操作多年的天車執照,也意外和父親的工作產生連結。「我弟就很認真地背手冊操作流程,爸爸倒是對還要考執照有點不以為然啦,」父親操作了一輩子的天車,在謝嘉心眼中,是「拿遙控器按一按就會動」的機械,從未想過是需執照的專業。「我弟都說,『他們一定都沒有安全駕駛啦!』」謝嘉心笑著說道。

一百種爸媽的故事

辛苦了一輩子的父母,在不必養育子女後,會過著什麼樣的生活呢?謝嘉心的父母極早就開闢屬於自己的「開心農場」,不必工作時,兩人在農地享受自給自足的樂趣,父親近期更開始學習二胡,「偶爾還會去參加廟裡的進香團,幫忙演奏喔!」

而謝嘉心的母親,如今也能好好享福,和朋友參加旅行團、遊歷世界,「有時候我要加班,她還讓我看她下次要出國的行程呢!」語氣略帶抱怨,但謝嘉心卻是由衷替母親開心的,反觀同樣付出了一輩子的父親的出國經驗,謝嘉心卻搖搖頭,「我發現我爸好像不太能接受,自己從事沒有生產力的活動。」

謝嘉心談及過往在論文完稿、距離碩士畢業還有一年時,她曾申請獎學金、到日本京都大學度過半年的交換學生生活。回程前,她以「幫忙搬行李」為由,讓不曾出國的父母拖著空行李箱,在日本展開第一趟出國旅行,但旅程中,相較母親的怡然自在,父親似乎對這樣「吃喝玩樂」的活動相當不習慣。「看到我們每天出門就是花錢,時不時就會看到爸爸的臉很臭,」謝嘉心若有所思地說,或許父親向來習慣用勞動換取報酬,生性節儉,面對自己平白無故享受休閒娛樂、只出不進的消費,總難以適應。或許,這也是因為在謝嘉心父親的生命裡,向來是等價交換——除了他對家庭、子女投入的愛以外。

「一開始,我想說寫這些故事有誰要看啊?」撰寫書籍初期,謝嘉心曾不斷地自我懷疑,但如今順利出版成書,讓她最有成就感的,「是一百個人看這本書,有許多人能從中找到共鳴,可以回想起自己爸媽的一百種故事。」《我的黑手父親》是謝嘉心的家庭故事,卻像是一整個時代某種常民史,娓娓道來那些平凡之中的偉大。

一百種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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