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是一切並存的城市——專訪《我台北，我街道2》主編李金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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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麗絲
文／愛麗絲
「很多人說，我是具有脅迫感的編輯，」李金蓮笑稱自己似乎常是作者的壓力來源，曾任中國時報《開卷》主編、前後服務近二十五年，這回接下《我台北，我街道 2 》主編的任務，她和多位作家的熟識關係，讓台北在字裡行間流轉盛開。
邀約作家參與《我台北，我街道 2 》時，李金蓮除希望給予年輕作家展現才華的舞台，更期待藉文字搭建橋樑，跨越領域，讓台北不限於寫作者筆下世界。「其實有許多人在專業領域發光發熱，更得天獨厚，擁有一支好筆。」李金蓮舉愛因斯坦與卓别林為例，兩人擅長領域大異其趣，卻是能鬥嘴相伴、惺惺相惜的摯友，跨領域的共感顯然並非天方夜譚。於是，李金蓮此次跨界邀約醫界、政界、藝術、音樂等朋友執筆，勾勒台北輪廓。
「扉頁間的台北，令人嘆服。」李金蓮細數《我台北，我街道 2 》中詹宏志的〈台北蝸居者〉，日常時光散落於情感溫慰中，「詹先生就像我們這個世代的美好心靈與生活指引，他的書寫讓人會心一笑，像告訴朋友們不必替他擔心。」
徐淑卿的〈世紀末台北喝酒故事〉則讓李金蓮欣羨不已，「我沒什麼夜生活，頂多是偶爾被帶出場體驗一下罷了。」文內數間酒吧，是生活寬慰，是青春燦爛，也是存活印記。
前衛音樂人邱比（CHOVBE）的〈台北伊甸園〉寫年輕莽撞，年少輕狂流動如樂曲，深扣讀者心弦；陶曉曼的〈館前南陽三分熟〉是補習街上的考生日常，平價牛排館裡，在鐵板上逐漸炙熱又冷卻的，既是未來也是未知，「陶曉嫚的筆很輕，卻讓我們知道這些人的掙扎。」
文字是載體，讓人走進他人生命，《我台北，我街道 2 》裡的台北樣態，正如是每位作者的生命縮影，「這是文學賦予我們、能感同身受的力量，即便缺乏相同的生活經歷，我們都能在文字中建立跨越生命經驗的情感共鳴。」——這正是李金蓮想透過主編此書達成的。
「台北絕不只有人生勝利組的故事。」
「原本我想帶讀者體驗，那些平常看不到的世界。」她曾想以黑色台北為主軸，書寫台北遊民、性工作者，與一切社會避而不談，卻隱晦存在的現實，但礙於執行困難，稍微折衷了篇幅，李金蓮深知台北並非單一樣貌，而是一切共存的寬容城市，「台北絕不只有人生勝利組的故事。」
台北是人們各因不同因素，在時間流動中匯聚而成的並存，「這是一切並存的城市，我甚至很難精準描繪整座城市、或一位台北人的樣貌。」
可能是北美館、信義區的前衛時髦，也可能是敦化南路辦公大樓林立的區域，上班族穿著窄版西裝奔跑的忙碌，也可能是年邁的老太太挽著菜籃，坐在路邊吃一碗珍珠餛飩的閒適，又或是計程車司機載著風月場所的工作者，在各間酒店往返借貸的窘迫， 那全是台北，也全是台北人的輪廓。
邀集各界書寫台北時空，李金蓮將沒被寫進書中的遺珠之憾在序言補上，一點一點存放眼下多元龐雜的台北記憶。萬華、龍山寺一帶，遊民為數不多的家當中，那一只空鳥籠象徵著什麼？這足以讓李金蓮思緒奔騰。小攤車兜售著油湯和著青菜麵條，一碗十五塊，便滿足部分人的飽餐一頓。盛夏溽暑，工人三五成群啃著切片西瓜，遠看近似血盆大口，恍惚間，是錯看也是日常。
「要寫台北，怎麼能少了計程車司機的角色？」李金蓮慧黠地笑，稱利用自己對寫作者們的理解「做了點事」——譬如請吳崑玉寫全台政治角力、籌碼交換上演不歇的青島東路；她更拜託飽經社會歷練的作家張國立書寫計程車司機，「他接地氣，曾在常民生活裡打滾，幾乎是成為絕佳小說家的條件。」
張國立筆下〈走馬拉松的運將〉主角阿明，在深夜帶乘客至大樹下麵攤吃麻醬麵、喝豬肝湯，一路駛過中正紀念堂、總統府、西門町，到大稻埕保安街。一路攀談，阿明嘴裡念叨的熟人舊事，是一清專案、掃蕩角頭的驚心動魄，黃色計程車在小巷穿梭，原以為坐下來吃碗旗魚米粉、切點紅燒肉、炸雞捲便替這一整夜旅程劃下句點，誰知餐後乘客竟似開車跑了。雨中，阿明也跑著，彷彿能奔進回憶裡的秋日夜晚。
握緊方向盤，熟悉這座城市的一切，隨口攀談便可能道盡人生故事，李金蓮想起自己與計程車司機似乎也有著不解之緣。
她曾連續三次在不同地點上車，在後座瞥見的後腦勺卻似曾相識，「司機還跟我說起一模一樣的故事呢！」家境優渥的計程車司機，年年有半年在台北開計程車「自然不是為了賺錢」，半年至賭城拉斯維加斯豪擲千金，「但這司機有點小氣，竟稱等我下回又搭上車，必定替我打八折。」幾次巧合，李金蓮笑稱自己如天生的故事吸納機，聽各自演繹人生。
「雖住了台北五十多年，其他人卻不一定覺得自己與台北有什麼關係。」李金蓮猶記得作家李昂回覆邀約時文字，讓這番書寫如探掘，用文字梳理、面對若即若離的關係。
故鄉是懸而未決的缺憾
李金蓮對台北的情感同樣是矛盾的。
父親於 1949 年隨軍撤台，母親是貢寮人，李金蓮是自幼生長於台北的外省第二代。眷村童年是封閉的，家教嚴厲，「我們不像文學作品、電視節目裡全村熟識、成日串門子，反倒是兩點一線生活著。」除了景美溪附近的家，李金蓮只有上學路途沿著河堤、採著朱槿花一面玩到學校，才勉強算是到了「外頭的世界」。自小在台北生長，李金蓮卻始終不覺得自己見容於台北，反倒將台北視為偶爾造訪的外邊世界，遙不可及。
「即便我是編輯，起初去誠品見到那些原木色調，仍嚇得半死。」長大後，李金蓮仍視台北為遠處高高在上的存在，相較之下，自己竟是格格不入的，「或許是我仍記得貧困的、欠缺文化資源的童年吧，駐足當下，像誘發我潛藏的自卑。」
天龍國，是他人替台北貼上的標籤，李金蓮更曾被抨擊是「天龍國自以為是的編輯」，如今想來竟如趣聞，畢竟她從未真正將自己視為台北人。李金蓮也曾聽聞「台北人是沒有故鄉的，因為他們一輩子都在同一個地方」的說法，但事實上，故鄉是一時空錯雜的命題，解答並非理所當然。
對李金蓮的外省父親而言，回不去的故土也許是故鄉，多年來壓抑的鄉愁，是心口翻騰攪動的痛苦，最後全成了父親的寡言沉默，「那一整代人都像是失語了。」李金蓮猶記得父親在生命的最後階段，曾說「每次回想過往，就像翻書一樣，停不下來。」父親反覆念想的地方便是故鄉嗎？李金蓮以一段清明節五姊妹去替父母掃墓的插曲詮釋，「我們燒新台幣、美金、人民幣給父母親花用，裡頭最厚的一疊不是人民幣、美金，而是新台幣。」或許台灣早已是父親的故鄉了，只是身為外省二代的姊妹們沒有察覺，但李金蓮卻看在了眼底。
但若談及自己的故鄉是何處？李金蓮不免有著外省二代特有的迷惘。她早已分清楚，父親的家鄉不是自己的，她無法將故鄉感情投射至彼端中國，那麼，是否可以去認同母親的家鄉貢寮呢，她試過，卻發現行不通。
一次返鄉，李金蓮拍攝童年記憶中的外婆家門戶，作為留念，卻遭鄰居指正，「原來我拍的不是外婆家的門，而是鄰居家的，但我真不記得小時候外婆家的門有這麼小啊。」李金蓮試著與鄰居攀談，才發現自己童年在貢寮遊玩的記憶，卻是對方不願提及的過往，鄰居認為他們努力打拼的是貢寮的現在，而非誰的「童年記憶」，「那是他們的貢寮，不是我的貢寮。」近乎受挫的經驗，讓「故鄉」這個概念，在李金蓮心中仍是懸而未決的缺憾。
即便喜新厭舊，台北記憶仍歷久彌新
「我大概是喜新厭舊的吧？」從小到大，輾轉從眷村搬往師大分部附近，婚後則搬至板橋，李金蓮笑稱每回搬家，比起眷戀感傷，更多的反倒是開心嚮往，「我一直都嚮往更大的、新的世界，」或許是童年地域的封閉性，讓李金蓮長大後習慣探索遊走，在住家、公司附近，建立屬於自己的散步路線，和友人相約也總提早半小時在附近兜轉，走訪不熟悉的路途。
騰出空閒散步，有時是建立儀式感之必要。在華山光點看電影時，李金蓮喜歡從捷運善導寺一路走去，看完後也徒步沿著草原，沉澱情緒波動。李桐豪在《我台北，我街道 2 》所寫的〈走進一場電影裡〉，讓李金蓮直呼希望李桐豪能帶大家走讀一趟西門町——那也是她對電影的記憶所在。
「我的生活很貧乏，就是讀書和看電影。」李金蓮回憶初為人母時，仍不想放棄自己所愛的生活，立志培養女兒成為電影迷，帶著三歲的她上電影院觀看《超級大國民》。白色恐怖無疑對孩子過於枯燥乏味，李金蓮只得以「燈開了大家就知道是誰在吵鬧」讓女兒安靜；《何處是我朋友的家？》是另一部母女共賞的電影，「但因為她吵著要上廁所，我們錯過了電影結局。」當年或許氣急敗壞又無可奈何，如今回想，全是帶著笑的台北記憶，歷久彌新。
「普一食品行」的伍仁月餅，是另一項李金蓮反覆溫習的記憶。摻和雜糧、冬瓜糖等食材製成，是全家只有父親與李金蓮愛吃的口味，「我姊姊和老公都嫌棄得很，但我就是覺得很喜歡啊。」過往年年購買，原店搬遷至宜蘭改為「白鵝山腳吳師傅烘培工坊」後，李金蓮更特地至宜蘭捧場，不料因中秋節訂單量過多，師傅只得拼命趕工，在中秋節前一晚十點半，親送到府，「挺有趣的，拿著伍仁月餅，我們兩個人不停對彼此鞠躬。」
「我唯一的志願是寫作。」
李金蓮如今年逾六十五歲，人生大半時間除了從小生長的台北，便是在婚後居住的新北，「什麼是安居？一切都滿意，就是安居下來了。」李金蓮相當喜愛現在的居所，有陽光綠意，還有散步道，是幾乎滿足所有心願的舒坦日子——只缺她畢生最大的志願：寫作。
任職二十五年後，李金蓮在提出辭呈當下，同時遞交國藝會創作補助申請，等同無縫接軌投入寫作，缺乏角色轉換的時間，也讓她碰上瓶頸，「隔了三十年沒寫作，過往大半時間都只寫公文企劃案，筆變得硬梆梆的，」李金蓮在朋友建議下，找到屬於自己的運動，藉太極導引舒緩身心與思緒，文字與靈感這才找上門來。
「過往擔任編輯大部分是依靠理性判斷，但寫作要大量運用感受性，」李金蓮笑稱自己是透過反覆編修打磨作品，「寫一遍改一遍，上一本小說《浮水錄》改了十幾遍呢！」雖說自己彷彿有「無法撲滅的編輯魂」，李金蓮深知自己唯一的志願是寫作，「雖然我肯定已過了最好的寫作時光吧，」謙稱自己不過是二三流作家，「但我仍會繼續寫下去的。」故事仍要繼續下去，一如台北城的時空流轉，記憶奔騰，隨文字傾瀉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