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歷史關鍵時刻的人們，如何與之共處——「在煙硝的世界裡寫作：沙博爾夫斯基與報導者們的對談」側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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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麗絲
文／愛麗絲
2023 年國際書展以波蘭為主題國，波蘭作家維克多．沙博爾夫斯基（Witold Szabłowski）應邀訪台。2 月 5 日下午，國家圖書館與衛城出版、波蘭書協、非營利媒體《報導者》、Readmoo 讀墨電子書與《文訊》雜誌社合辦講座，邀集沙博爾夫斯基與《報導者》總編輯李雪莉、獨立跨國報導人陳映妤，談面對威權與民主的自身經驗，也談煙硝世界中的報導與寫作。
李雪莉：我們學的地理是歷史，我們學的歷史是神話
李雪莉出生於 1975 年，中小學在戒嚴中成長，「從前爸媽打麻將，一定會在桌上鋪棉被，降低聲響，就怕被舉報。」1987 年臺灣解嚴，當父親感嘆「我們終於可以好好說話了。」李雪莉還有些不懂，直到長大後回望，才明白自己的世界觀，是在自由與共產的二元對立中所建立的。
求學時期，國一到國三學生使用的六冊部編本國文課本裡，每冊的第一課或第二課，都是蔣中正或孫中山的文章，像是蔣中正的〈家書〉、〈為學做人與復興民族〉，孫文的〈恢復中國固有道德〉；歷史課本裡，中國史、世界史佔去大半篇幅，臺灣史從光復寫起，僅佔約四十頁，輕如鴻毛；而地理課本中的地圖，是包含外蒙古區域的秋海棠。
「我們學的地理是歷史，我們學的歷史是神話。」李雪莉指出，這樣的教育體制，似乎讓臺灣從來沒有時間好好釐清自己的地位與定位，被貼上「Republic of China」的標籤，內心卻反覆叩問，我們究竟是誰？
2008 年之後，兩岸融冰，在關係最好的幾年，台灣曾有過一年四百萬陸客來台觀光、三萬多名陸生來台讀書，去中國工作和投資的台灣人至少有數十萬，當時似乎這是大家所樂見的發展方向。但2010 至 2012 年，李雪莉因工作外派北京，長駐中國，每次返台都需填寫「臺灣記者回大陸採訪申請表」，「這個『回』字很有趣，」李雪莉顯得意味深長。回家，回誰的家呢？誰又和誰一家親呢？
填採訪申請表時，李雪莉心知肚明，若想採訪的地點是新疆、西藏、青海等敏感地，「那最好就別申請了，自己去吧。」臺灣民主社會中，總有人能在街頭高舉五星旗而毫髮無傷，中國卻是牢牢掌控槍桿子與筆桿子的政權。談及在煙硝世界中寫作，或許早從 2013 年習近平的「七不講」，便是煙硝世界的開端了。
當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司法獨立皆成禁語，身為鄰國，臺灣彷彿「春江水暖鴨先知」，處在中共越趨專制的前線，觀察、記錄威權對民主的戕害——這也是李雪莉覺得報導者們的先驅者責任。
面對新疆再教育營、香港反送中，是她認為極為重要的議題，《報導者》幾乎是台灣和華文媒體最早也最持續關注的媒體。2022 年俄烏戰爭爆發後，《報導者》團隊抵達邊境，戰地險費用從三月的五千元攀升至十月的六萬元，為什麼記者們要以身涉險？因為他們深知烏克蘭戰爭對台灣的鏡像效果，「我們必須把戰爭下政治與歷史的複雜糾葛、常民們的個人故事帶回台灣。」
而普丁與習近平彷彿是另一種鏡像。
2019 年，習近平發表〈告台灣同胞書〉，當中「統一」共出現四十六次，而「一個中國，各自表述」顯然只是部分臺灣政治人物沾沾自喜的幻夢——在中國，只有一個中國，沒有各自表述。中國教科書中，一篇〈阿里山與武夷山的傳說〉試圖統合中國與臺灣的國族疆域。在這則荒誕傳說中，少女與母親在福建武夷山生活，一日，當地出現怪物破壞人民生活，少女上山迎戰怪物，激烈戰況使武夷山一分為二，少女身處分裂的另一半——阿里山上，母親卻留在武夷山，少女日夜思念母親的淚水蓄積為日月潭。
無獨有偶，2021 年 7 月，普丁發布〈On the Historical Unity of Russians and Ukrainians〉，試圖以同文同種同根生的訴求，將俄羅斯人、白俄羅斯人與烏克蘭人視為一體，否認烏克蘭作為獨立國家的存在，更訴諸情感，將俄羅斯包裝為受害者。然而，《血色大地》的作者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以〈Article by Vladimir Putin ”On the Historical Unity of Russians and Ukrainians“〉一文梳理歷史脈絡，指出普丁刻意將歷史的偶然被強化為必然，作為其謊言治理的工具。
極權者總以如出一轍的腳本混淆事實基礎，對人民植入恐懼，讓人陷入悲觀主義，變得對社會漠不關心，而一旦人們將自己的懦弱合理化，正成為極權者崛起的天時地利人和。「唯有持續書寫、出版，我們才能理解真實，不被恐懼籠罩，不讓極權者趁虛而入。」這正是李雪莉持續在煙硝世界中寫作的原因。
陳映妤：抵達現場，看見煙硝世界裡的人性與韌性
不同於李雪莉曾經歷戒嚴時期，獨立跨國報導人陳映妤出生於 1993 年，從未經歷過躲在棉被裡讀禁書的時刻，生在《跳舞的熊》被釋放後的時代，生來就能說想說的話、做想做的事，當父親以「民主的家庭」自稱時，陳映妤不明白為什麼得這樣說，「我們不就是個普通的家庭嗎？」
她曾將民主自由視為平凡日常，直到必須起身反抗的時刻。
2014 年，陳映妤在清大讀經濟時，爆發太陽花學運，這也成為她開始關注社會議題的起點，「原來我們享受過的民主自由，是值得花時間與力氣去保護的。」不曾經歷過威權時代該如何理解自由的價值？若以歌手焦安溥 2017 年於公民對談中所言，是「你可以用你的平安，理解其他人還沒到來的平安。」
敘利亞友人曾告訴陳映妤，自己總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早在 2011 年爆發；細數緬甸的軍事政變，敘利亞的內戰，再也回不去的香港，不到五年內換了六個總統的秘魯——殷切期盼平安，卻總是希望落空的人無所不在。
2015 年，在百萬難民抵達歐洲的歷史時刻，陳映妤以學生身份至西班牙交換，碰上於難民搜救船上工作的廚師，她在煙硝世界中的報導、寫作，就這麼開始了。是什麼讓利比亞人寧願以身犯險，只為從遠渡重洋逃往義大利，抵達一切未知的國度？陳映妤筆下抽絲剝繭，理解顛沛流離背後的重重苦難。
數年後，國際局勢越發動盪，當陳映妤正於課程中受訓，學習如何穿防彈背心、熟記不同武器射程距離以評估逃難時間，她渾身起雞皮疙瘩，「為什麼此時此刻，我覺得這些資訊並不遙遠，對我來說如此重要？」 陳映妤沒有誤判，這些訓練很快派上用場。
俄烏戰爭爆發後，她受邀參與《報導者》團隊，前往波蘭與烏克蘭，讓臺灣讀者能看到戰爭的真實模樣。眼見團隊背包上貼滿「I’m from Taiwan」 ，有烏克蘭人主動找上門來，期盼故事能被臺灣讀者聽到——同樣生活在蠢蠢欲動的強鄰身旁，烏克蘭的命運與臺灣是如此相似。
「抵達現場很重要，我們會看到煙硝世界裡的人性與韌性。」面對數以百萬計的難民，波蘭似乎還在摸索如何回應，但許多家庭早無私敞開大門，提供烏克蘭難民安身之所。陳映妤走入波蘭家庭，遇見一名烏克蘭母親，丈夫已於 2014 年頓巴斯戰爭中喪生，俄烏戰爭是她人生裡第二次遭逢戰爭無情打擊，她將所有情緒吞進心底，沉默無言，生活還是得過下去的。而這位烏克蘭母親第一次在陳映妤面前露出微笑，是看見臺灣聲援烏克蘭活動中，場上飄揚的黃藍國旗。
俄烏戰爭爆發後，烏克蘭劇院一度停止演出，擺滿床鋪、物資，成為逃難者的避難所。三個月後，舞台揭幕，演出重新回到劇院與日常裡，即便仍面對著看不到盡頭的殘酷戰爭。陳映妤拍下的照片裡，演出者臉龐有光，他們始終勇敢捍衛所相信的一切，深信未來總有光亮。報導者正是將這些故事帶予世界的人。
維克多．沙博爾夫斯基：生活在歷史關鍵時刻的人們，如何與之共處
1980 年出生，沙博爾夫斯基曾經歷共產時代，那是超商貨架除了醋，空無一物的時刻——獨裁者從不會給人民太多東西，僅需要基本物質、穩定工作，每一天都是可以被預期的波瀾不興，只要人民安靜順服，便能平安過完一生。
從前，沙博爾夫斯基一年只有一次能嚐到橘子的滋味，那是古巴強人卡斯楚派船運來的，就像聖誕禮物一樣。共產政權垮台後，政權交替如魔法般奇幻，忽然之間，商店充滿了商品，「每天都能吃得到橘子！」但與此同時，因為新體制認定在每個村莊都開辦小學，不符合經濟效益，沙博爾夫斯基的母親也失去村莊裡的國小教職工作，當時年幼懞懂的沙博爾夫斯基心想：「或許這就是我們為橘子所付的代價吧。」
經歷政治轉型，沙博爾夫斯基自十二歲起渴望成為一名報導文學作家。曾看過母親的經歷，他能理解為何總有人身處自由卻懷念威權，「身為報導者，我相信這個世界不是非黑即白，我們永遠能發現其他色彩。」
有時，自由令人疼痛，讓人為此付出代價，甚至想走回頭路，這是沙博爾夫斯基《跳舞的熊》所探討的。而《獨裁者的廚師》與《克里姆林宮的餐桌》則以廚師視角，重新解讀、拆解獨裁政權的謊言。👉🏻最好的廚師都是說書人——專訪《克里姆林宮的餐桌》作者維特多．沙博爾夫斯基（上篇）
為什麼選擇透過廚師視角剖析獨裁政權？沙博爾夫斯基笑稱「因為我曾是個廚師呀！」大學畢業後，沙博爾夫斯基曾打起黑工擔任廚師，誤打誤撞發現自己竟有天賦。他將這段經歷結合報導文學專業，撰寫成書，「有人的興趣是搜集蝴蝶標本，我的興趣大概就是搜集獨裁者的廚師吧！」沙博爾夫斯基笑道。
面對獨裁者的一切，有時令人心生矛盾。
沙博爾夫斯基採訪柬埔寨劊子手波布（Pol Pot）的廚師永滿時，深知波布領導的紅色高棉政權，以階級清洗為名，屠殺柬埔寨近四分之一人口，眼前的永滿卻認為「波布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永滿記憶中的波布，是英俊的，有才華的，但這正是獨裁者讓人不寒而慄之處——上一秒談笑風生，下一秒卻殺人不眨眼地處決人命。
儘管明知柬埔寨發生的殘酷事實，沙博爾夫斯基仍不忘提醒自己，「我的工作是報導者，不需要評斷是非，我只需要寫下受訪者口中的故事，」這項專業聽來殘酷，卻也說明沙博爾夫斯基對讀者的信任——「我相信讀者們都足夠聰明，能明辨是非。」
沙博爾夫斯基忠實寫下廚師所見的獨裁者，卻也拆解獨裁政權的謊言。譬如，波布以民族主義為號召，領導紅色高棉，「但他其實根本不喜歡高棉的傳統食物，那他憑什麼說自己深愛這個國家與民族呢？」獨裁者的共同天性是說謊，沙博爾夫斯基指出，獨裁者或許只有對醫生、廚師是誠實坦白的，「畢竟醫生讀到健康報告自然知曉一切，而一個人是不可能吃不愛的食物長達三十年的。」
身為報導者，沙博爾夫斯基筆下，主角從來不是政治名人，而是生活裡的普通人，「事實上，我不相信有人是普通人，每個人都是特別的。」沙博爾夫斯基藉文字，書寫生活在歷史關鍵時刻的人們如何之共處。事實上，人們總因生活對政治進程、歷史時刻瞭若指掌， 甚至能預測未來發展。
而有些時候，沙博爾夫斯基選擇捨棄自己作為報導者的身份。
當俄烏戰爭開打，沙博爾夫斯基驅車前往波烏邊境擔任志工，開車載送烏克蘭難民。具備十五年旅行、撰寫報導文學經驗、也擁有在烏克蘭政軍高層人脈，只要沙博爾夫斯基開口詢問，絕不缺筆下素材，「但我沒有辦法寫。」前後陸續三十多位烏克蘭難民曾住在沙博爾夫斯基住處，但他不曾、也無法開口詢問任何一個身為報導者會問的問題。
「烏克蘭對我來說太近、太重要了，這感覺就像我的家人被攻擊了，這種時候你會傾盡全力，但你不會想寫報導的。」在作為一個報導者之前，沙博爾夫斯基先是個人——這正是報導者在煙硝世界中寫作、或不寫作的心意。
延伸閱讀：
- 最好的廚師都是說書人——專訪《克里姆林宮的餐桌》作者維特多．沙博爾夫斯基（上篇）
- 請告訴臺灣人，我們支持他們——專訪《克里姆林宮的餐桌》作者維特多．沙博爾夫斯基（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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