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可能毫無代價唱最幸福的歌——專訪《未竟的快樂時代》作者徐承恩

文／愛麗絲

「沒什麼好反戰的，中共不是老早宣戰了嗎？」談及近日出版人富察「被消失」一案，徐承恩憤慨指出，此舉等同極權主義的手伸向台灣出版業，而在煙硝瀰漫之前，戰爭早已開打。

身為香港人，徐承恩現今視中共如千夫所指，但他的自我認同，並非天生如此，而是在成長過程逐漸塑形的。

「我曾經很愛大中華。」在徐承恩自嘲「中二病」的年紀，他迷戀中國漢唐盛世的威儀，如科幻小說成真的航太發展，還有一度改革開放的氛圍。中學時，徐承恩在學風自由的環境，接觸民主自由的討論，開始關注六四事件，還有香港環境保護的問題。

這幾年，他在業師陳健民的臉書上，讀到一句值得令人深思的話。美國醫師艾拉．伯克（Ira Byock）於〈The Best Care Possible〉一書中提及文明起始的定義，究竟什麼是文明呢？不是器具演進、種植作物，而是一塊人類股骨上碎裂又癒合的痕跡，這樣的癒合痕跡代表人類不再以動物本能，拋下受傷的夥伴，而是願意悉心照料直至傷者康復。

「我們如何回應弱者、受苦之人，是衡量文明的基準，這是我在成長過程中學到的事情。」徐承恩說道，比起獨裁威權的強勢，他也選擇替民主自由發聲，站在相對弱勢、飽受打壓的一方。

1997 年，香港回歸中國，徐承恩亦於此年進入大學就讀，「我是自英國體制中學畢業的最後一代，也是在中國體制內上大學的第一代。」同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經濟頹傾凸顯社會問題，過往香港人覺得能黑手變頭家、向上流動的想像一下子被打個粉碎，但倒也開啟了倡議公平、正義價值等社會運動。

徐承恩雖因應主流、聽從家人勸告選讀醫科，但愛好文史、心繫社會，與推動政治改革的渴望，曾讓他在大四猶豫是否該轉系，「但我當時勇氣不夠吧。」徐承恩自醫學系畢業，但他早認知到自己的性格不適合體制內的從醫生活，比起大醫院的專科醫師，他選擇進入診所家醫科服務，一面利用時間讀書，最終考取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碩士班，「我是飛奔去讀的呀。」得以投入心之所向，徐承恩現在想來仍是笑著。

在社會學的脈絡裡，徐承恩重新爬梳香港記憶，站在幾代香港人形塑而成的政治與歷史之中，回望家園「何以至此」。

2010 年代，香港曾有許多兩方論爭——本土與大中華，勇武與和理非，1990 後世代與戰後嬰兒潮世代，彼此分歧，卻都在某種程度上形塑香港。徐承恩曾讀蕭阿勤《回歸現實》以世代理論剖析台灣社會政治思潮的改變，如今，他選擇以《未竟的快樂時代》一書，反思香港幾世代間的拉扯。

《未竟的快樂時代》好比集徐承恩研究之大成，研究並非一路坦途，而是磕磕碰碰地披荊斬棘。在香港，要取得「真實」史料並不容易，「在主權移交前，中國社會科學院特地成立小組，專門撰寫中文版本的香港歷史，這難道會是中立的嗎？」流亡來台後，徐承恩發現在雨傘運動、太陽花運動前，台灣並無太多人研究香港事務，而香港實施國安法後，許多香港媒體資料再也無法查找，只能靠網友未必齊全的備份、加上在論文資料庫中大海撈針等努力，一點一點拼湊、梳理幾代人的香港全貌。

「民主回歸派」的天真幻想，戰後嬰兒潮世代的不誠實

《未竟的快樂時代》引述呂大樂《四代香港人》的世代分類——第一代香港人為 1945 年與此前出生的戰前世代，多屬移民來港，對中國懷抱原鄉情感；第二代香港人則是1946 至 1965 年間出生的戰後嬰兒潮世代，資源豐沛，是香港受完整教育的首代，更享有香港經濟起飛的一切紅利；第三代香港人，於 1966 至 1975 年間出生，其向上流動的空間因受嬰兒潮世代佔據而大為縮減；至於第四代香港人，則是 1976 年後出生，多是第二代香港人的子女。

香港世代間的衝突，在各自對中國的情感依歸，對民主的渴望與否，對香港的未來描摹，而天秤兩端始終晃蕩，積年累月地失衡。

由戰後嬰兒潮組成的第二代香港人，三十年來領導香港主流民主運動，屬「民主回歸派」——主張香港應回歸中國，並投身「愛國民主運動」，以香港作為中國民主政治的實驗室，甚至進一步影響中國。

此代人對中國與香港未來的想望，在徐承恩眼中，無疑是天真無邪、過度樂觀，他們不切實際，卻認為後起世代才是不切實際。

1978 年出生的徐承恩是第四代香港人，家中長輩多屬戰後嬰兒潮世代，「對我來說，他們有本土意識卻不堅定，始終不敢說自己真實的主張，是 Dishonest、不誠實的一代人。」成長過程中，徐承恩從未少聽長輩對中國人的鄙夷，「他們總說中國髒亂吵雜、人民沒有文化，不宜久居。」卻又以血緣論不允許晚輩抨擊、抗拒中國，「他們說那是數典忘祖，實際上不過是欺善怕惡。」長輩總以「中國那麼大，香港這麼小」勸誡徐承恩別反抗中國對香港的一切處置，「若僅想著香港的弱小、不可能成功，不過是背棄主體的失敗主義者，更何況若以公義論，我們始終必須站在弱勢一方才對。」

戰後嬰兒潮世代投入職場時，適逢香港經濟飛速成長，不少人養成利益凌駕一切的目光，鄙視想探究歷史真相、重視人文思想、社會公義的年輕一輩。徐承恩以家中一位長輩為例，趕上 70 年代香港大興土木發展建設，成為建材承包商發了大財，卻屢次抨擊社運、工人運動阻礙他做生意，更不認同中國與香港走向民主自由。「但他們一家人全都有加拿大護照，一面享受民主國家的福利，一面抨擊渴望民主自由的香港，這不是自打嘴巴嗎？」

徐承恩的父母亦不支持他對民主自由的堅持，「他們視經濟與個人平安比理想重要的『港豬』性格，在我看來就是不辨是非，又或是在年長體弱後，想以愛國主義為名，站在威權一方掩飾自卑。」

話說得極重，面對如今的香港，徐承恩言談間流露對上個世代的不諒解，也闡明年輕世代所背負的重量，無疑是上個世代不明所以、積累而成的歷史包袱。

It’s not your fault.

「It’s not your fault.」徐承恩以香港歌手方皓玟一曲安慰自己，也安慰香港失落的年輕一代。

中國對香港的箝制幾乎無從逆轉。

徐承恩細數香港主流電影充斥合拍片，資金、演員、取景全仰賴中國，故事更與香港脫節，獨立電影則飽受主流批判，更可能遭禁播處置。當敘事變得單一，整個電影產業彷彿服膺於體制。徐承恩以《葉問》為例，一味宣揚打擊外國勢力、「中國人好棒棒」的價值觀，「現實中的甄子丹，似乎也成葉問了——名列中國全國政協、人大委員名單。」

香港電視節目多不碰敏感議題，維持「大家高興就好」的表面和平；雜誌報刊多被收編，少部分獨立小眾傳媒尚不成氣候。

談及音樂，倒因科技領導的產業變革，使香港本土音樂有了舞台。

徐承恩指出，香港樂壇在1980年代由張國榮、梅艷芳等天王巨星領軍，可是到1990、2000 年代，香港主流歌手已欠缺前輩們的歌藝和「星味」，使香港流行音樂陷入青黃不接尷尬時期。不過此時香港本土的獨立音樂，亦開始在香港樂壇嶄露頭角，為樂壇的未來發展帶來一點曙光。如達明一派、RubberBand、方皓玟等人的歌曲，皆跳脫文化資本主義邏輯，唱出香港人心聲，加上「香港詞神」林夕「無人能出其右」的填詞，香港人開始唱起香港的歌。中共的審查與禁制並未止步於樂壇，但串流平台的興起，讓音樂真正能無遠弗屆，即便國安法落地後，網路流傳香港電台制定「十大禁播歌手名單」，禁歌卻因串流科技，不再受制於此。

我們不可能毫無代價唱最幸福的歌

面對中共威權，香港各世代間的矛盾與衝突，是有可能和解的嗎？徐承恩並非全然悲觀，「要完全轉變想法是不可能的，但世代間彼此同情理解，如今倒是可期待的，大多數社會都是這樣吧。」徐承恩剖析，香港有近半至過半的人同情民主運動，而他們通常都願意彼此溝通、互相理解，特別是在 2019 年經歷反送中高度動員，世代間的理解度也逐步成長，經歷過彼此怨懟不解的拉扯後，多數「民主回歸派」逐漸意識到「時代革命世代」，才是該接棒香港民主運動的新世代。

中共的極權統治，如一堵高牆，矗立在香港民主運動前方。徐承恩不是沒想像過中國的民主化，但那需要層層解放，難上加難。「一是要從中共的國族主義中解放，二是要從長年受中共影響、形成對國族主義的誤解中解放。」徐承恩指出，中共以血緣、文化、語言等虛無縹緲的符號為召喚，裝扮成國族國家的文明，實則為帝國主義，「若真要實行民主國族主義，首先要去帝國化，拋棄一個中國的想像，中國若要達成民主化，就必須拋棄『單一國家』的迷思，讓各地民眾根據主權在民的原則，在各地建立多個不同的國族國家。」

未來仍屬未知，但徐承恩坦言「歷史上難道有哪個地方是從未爭取，就能獲得自由？世上不知有多少人得經過多少代，才能走向應許之地。」《未竟的快樂時代》借林夕填詞的〈我的快樂時代〉一曲為名，曲中「毫無代價唱最幸福的歌」，在現實而言是絕不可能的。時代遠遠，長路漫漫，未竟時代的歌曲仍在唱著。